没有标签,是个活人。

Joined January 2026
商业问题归根结底是判断力问题,企业问题归根结底是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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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草笑死了,难道真的是这样么。原因是什么呢?
深圳人民全员进入“返祖”时代 近日,深圳禁鸣新规地落地,11月1日起,深圳每天0-24时,在全市范围所有道路实施禁止机动车鸣笛,否则罚款三百,有效期5年。 “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于是深圳网友们纷纷开始玩梗,晒出“深圳市民一味地扯着嗓子嚎叫”的配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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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坏了,像我这种一天都摸鱼的。你不得给我拍视频。
被我逮住了吧,老哥 摸鱼摸到外面来了 工位摸不爽,要晒下阳光的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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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恶水就是出刁民,而且就该出刁民,不出刁民就饿死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 毛病不改成恶习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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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差异化竞争,这是我想说的,我就是没什么攻击性的人。减少社交是砍掉自己感知世界的触手,这不合适。只是社交的对象不同而已,你总有办法作用自己的优势让合适的人接受你的特别,只不过周围的的不是合适的人而已。
没有攻击性的人,要减少社交,少搭理别人 因为你的天赋不在这个上面 社交的本质是又争又抢,是见人下菜碟,是欺软怕硬,是100个心眼子,和120个心眼子的交锋 你就像是一只绵羊,进入到了狼群里 即便他们不攻击你,也会轻视你,你在社交中,汲取不到任何的能量,只会被消耗 很多人硬着头皮去社交,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料,你的天赋在哪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静水流深啊! 你就适合好好爱自己,淡淡的生活 了解自己,研究自己,提升自己,自然而然吸引品性相投的人,进行良性的往来 别害怕孤独,也别害怕别人去笑话你,也别害怕别人去报团,别害怕自己势单力薄 让他们去争斗,让他们去相互厮杀,他们之间总有赢家,也总有失败者,而你不入这个局,你上的是另一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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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AI 掉头发,烫个卷毛显得头发多点?
我发现很多ai 创始人都是卷毛 卷毛可以附加智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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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的 FDE 其实没必要在已经做好的自动化上搞,一批药贵的很,工艺流程出差错成本太高,没人敢给 FDE 团队去试错,而且自动化做的已经可以了,倒是这种企业的管理,完全可以做。
那天好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做制造业的fde 不仅是我不愿意做,别人也不愿意做 制药业工序又长又臭,周期还长 即便给几十万,我都不愿意去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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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太长了,有点没耐心看,主体性税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世俗的规训和 pua 都像是属于这里面的,晚上再看。
现代社会最成功的一项发明,就是让人相信,除了维持生存、履行义务和承担行为后果之外,还需要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支付额外的成本。 这种成本就是主体性税。 它并不表现为某种明确的征收行为,而是通过一套关于人格、自由、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话语完成。一个人不仅需要活着,还需要活得清醒;不仅需要作出选择,还需要证明选择出于独立思考;不仅需要承受痛苦,还需要从痛苦中获得成长;甚至连拒绝社会评价,也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更加成熟的主体性。 于是,人的存在被转化为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 独立可以更加独立,成熟可以更加成熟,自由可以更加自由。任何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可以在新的评价体系中重新被定义为不充分。一个人永远可以被要求继续反思、继续改造、继续完善自己。 主体性税的征收依据,恰恰是一个人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已经足够具有主体性。 这构成了一种几乎不可能亏损的话语生意:成功证明规训有效,失败证明规训不足。就连拒绝规训,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心理防御机制。 因此,现代规训真正重要的转变,并不是从压迫走向自由,而是从“你不能”走向“你应当”。 “你不能”规定行为边界,“你应当”则试图规定人的存在方向。前者可以通过明确的禁止事项加以限定,后者却可以无限扩张到人格、欲望、情感乃至整个生命过程。 权力不再满足于禁止某些行为,而是要求个体主动生产某种符合要求的自我。 这正是福柯意义上主体生产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权力并不总是通过否定主体来实现自身,它完全可以通过生产主体、赋予主体身份、要求主体认识和管理自身而发挥作用。 过去的规训要求服从,现在的规训要求独立;过去要求牺牲,现在要求成长;过去要求成为合格的劳动者,现在还要求成为情绪稳定、人格完整、具有批判精神的劳动者。 这些要求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解放关系。 把“你必须服从”替换成“你必须自由”,并没有取消命令,只是更新了命令的内容。 尤其荒唐的是,反抗本身也可以成为被规训的对象。 一个人必须勇于拒绝,必须建立边界感,必须摆脱原生家庭,必须识破社会建构,必须拒绝他人的凝视。 反抗不再是对某项权力要求的具体否定,而是变成了一套可以学习、表演、评估和出售的标准化人格。 于是,主体性成了一种需要持续维护的消费品。 心理课程出售成熟,成功学出售自律,职场培训出售竞争力,情感博主出售边界感,身份政治出售觉醒,哲学科普甚至开始出售一种廉价的反规训姿态。 不同产业之间争夺的,是同一个市场:对自身尚不充分的焦虑。 首先必须制造一个存在缺陷的你,然后才能出售一个更加完善的你。 而这种改善甚至不需要是虚假的。 一套课程确实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一种心理技术确实可能改善人际关系,一场社会运动也确实可能扩大某些人的现实权利。 问题在于,技术上的有效性无法自动赋予目标以正当性。 一个人可以通过极其高效的自我管理,实现一套完全由别人制定的目标。其自我管理能力越强,对外部评价体系的服从反而可能越彻底。 当“更好”的定义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时,“更好”就只是另一重诱导消费。 这里的消费包括金钱,但远不止金钱。时间、精力、身体、欲望和未来,都可以成为支付手段。 最经典的机制是以未来的幸福为担保,要求个体持续牺牲当下。 忍受现在,是为了未来的幸福;接受规训,是为了未来的自由;克制欲望,是为了未来的成熟;不断成长,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再受到外界评价的支配。 问题在于,这些允诺几乎不需要规定兑现期限。 当未来到来,新的未来就会代替它。过去的牺牲则成为继续牺牲的理由,因为承认付出没有得到偿付,意味着整个生活叙事都需要重新清算。 这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允诺、规训、悬置、补偿。 幸福被放置在未来,义务被安排在现在。未来始终负责承诺,现在始终负责付款。 这不是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理论,而是一套以人的有限生命为抵押、不断展期的债务制度。 性别运动提供了一个更加露骨的例子。 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男性在性别运动中遭受了什么损失,而是女性内部的代表权与可见性如何被重新分配。 “为女性发声”是一项极其容易获得正当性的政治声明,但它同时包含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谁授权了这种代表? 女性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的组织,更不存在一份可以自动转交给意见领袖的政治委托书。 然而,只要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具体经验包装成“女性的共同经验”,她就有机会将个人叙述提升为群体叙事,将个人立场转化为公共立场,并借助整个群体的规模、历史与苦难为自己的发言提供合法性。 个人获得了代表整个群体的资格,群体却未必获得了决定由谁代表自己的权利。 这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可见性套利。 在媒体、平台、学术与公益组织共同构成的话语市场中,女性经验并不是按照实际分布比例获得可见性的。 一种经验能否进入公共讨论,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明确的冲突、鲜明的身份符号、可供传播的情绪,以及能够被转化为持续议题的叙事结构。 于是,最容易获得可见性的女性,不一定是承担了最多劳动、遭受了最严重剥夺或者最需要获得制度资源的女性,而可能是那些更加熟悉公共语言、拥有更好的媒介条件、更擅长组织情绪与身份叙事的人。 一位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媒体关系和话语训练的女性,可以围绕某种象征性冒犯获得大规模公共关注;而一位长期承担繁重家庭劳动、缺乏社会保障、没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女性,甚至未必拥有将自己的处境转化为公共语言的条件。 前者的经验可以进入新闻、论坛、研究项目和公益资助,后者的经验则可能因为缺乏足够鲜明的政治符号而被排除在外。 这里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经验表达,而是一种对苦难的选择性定价。 谁的苦难更容易被看见,谁就更容易获得代表苦难的资格;谁获得了这种资格,谁就更容易将其转化为新的社会资本。 结果是,某些精英女性所拥有的特定利益,可以被包装成女性整体的共同利益;某些高度可见的身份诉求,可以被描述为女性解放的必经阶段。 至于这些诉求在不同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的适用性,则逐渐退居其次。 稳定就业者的晋升诉求、城市中产的文化诉求、拥有社会资源者的身份承认诉求,可以被提升为整个女性群体的政治议程。 而农村女性、非正式就业者、家政劳动者、失业者和承担高强度照护劳动的人,可能在公共叙事中获得象征性的代表,却没有相应获得议程制定权。 更值得讽刺的是,普通女性甚至不一定被允许拒绝这种代表。 当某些女性不愿意按照既定的话语解释自己的生活,不认为某种公共争议与自己有关,或者不愿意参与一场以女性解放为名义的政治动员时,她们的拒绝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缺乏性别意识、内化压迫、尚未觉醒。 于是,原本应当被解放的女性,又一次被要求成为一种合格的女性。 过去,她们应当温顺、贞洁、顾家、服从传统性别秩序。 现在,她们应当独立、清醒、勇敢、具有性别意识,能够正确识别压迫,并在必要时主动参与政治表达。 传统秩序要求女性履行女性的义务,某些解放话语则要求女性履行觉醒的义务。 两者的理想人格不同,但都试图将某种外部定义的女性形象变成所有女性必须完成的任务。 而且,前者征收的是服从税,后者还可以额外征收主体性税。 一个女性不再只需要处理自身现实中的劳动、家庭、收入和社会关系,还需要为自己是否足够独立、是否正确认识性别结构、是否积极表达立场而承担新的精神成本。 最荒唐的情形,是一个原本就被现实生活消耗得精疲力竭的女性,还需要接受那些拥有更多话语资源的人关于如何成为真正独立女性的教育。 仿佛她所缺少的不是资源、收入、时间和选择空间,而是一套尚未得到正确升级的思想系统。 这就使女性群体内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收益分配结构: 代表收益集中,代表成本分散。 具有可见性的代表者,可以通过身份叙事获得流量、声誉、职业机会、公共席位与制度资源。 而普通女性则被纳入她们所宣称代表的群体之中,成为证明这些代表活动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数基础。 在代表活动受到认可时,收益可以集中于具体的个人和组织。 在代表活动制造对立、透支外部可信度,或者形成新的刻板印象时,成本却可以扩散到整个女性群体。 没有参与过这些活动的女性,同样可能需要承受它们对公共性别认知造成的影响。 少数人私有化代表收益,多数人社会化代表成本。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代表者还能利用已经取得的可见性,反过来规定被代表者应该怎样生活。 于是,女性的现实经验首先被提取为公共话语资源,然后又被这套公共话语重新审查。 这是一次完整的循环:从女性身份中提取合法性,利用合法性取得代表权,再利用代表权制定关于合格女性的标准。 原本只是想表达自身处境的普通女性,最后却可能需要向她的代表者证明,自己已经正确理解了女性应当如何解放。 所谓的解放,在这里变成了一项由少数人经营、由多数人支付人格改造成本的事业。 最成功的代表权套利,不仅让少数人获得了替多数人说话的资格,还让多数人开始接受少数人对自身人格的审判。 某些 NGO 和身份运动组织则将这种结构进一步制度化。 其运作中存在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关系:少数倡导者获得代表某个群体发言的资格,组织则通过这些发言获取可见性、资源和制度席位,而整个群体承担相应的话语后果。 一旦苦难成为获取关注和资源的重要依据,最适合进入公共叙事的经验,就不再必然是最普遍、最严重或者最需要解决的经验,而是那些最容易被传播、被识别、被情绪化消费的经验。 复杂的劳动问题不如鲜明的身份冲突容易传播,制度性的资源分配不如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加害者容易传播,长期而琐碎的生活困境也不如一场具有戏剧性的公共争议容易传播。 于是,苦难被选择、加工和组织成能够进入媒体、学术、公益与商业体系的产品。 代表者得到资助、职位、声誉和职业机会;被代表者则得到一套关于自己应该如何理解自身处境的标准答案。 组织的收益可以高度集中,群体的声誉成本却被广泛分摊。 那些没有授权任何人代表自己的普通成员,同样需要承受这些表演对外部社会认知造成的影响。 一个人的痛苦成了另一个人的职业资本,一个群体的身份成了少数人能够持续经营的政治资产。 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这些组织还可以要求被代表者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正确的解释。 你必须认识到某种伤害源于性别结构,必须承认某种表达具有歧视性质,必须按照既定的身份分类理解自己的欲望与关系,必须为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而不断学习。 原本旨在反对外部命名权的运动,最终可能重新建立起一套更加细密的内部命名制度。 什么是真正的觉醒,什么是被压迫者的虚假意识,什么是内化的歧视,什么是值得获得承认的身份经验,开始由一批掌握解释资源的人负责裁定。 一个人原本只需要面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现在还需要向所谓的解放者证明,自己已经正确地理解了这种不平等。 这正是主体性税最成熟的形态。 不仅压迫可以征税,解放同样可以征税。 而解放话语拥有一种旧式权威难以取得的优势:它可以把对自己的拒绝解释为对自由的拒绝。 不接受它的叙事,便是不够清醒;不接受它的身份分类,便是缺乏自我认知;不愿意参与它的政治实践,便是对自身处境的麻木。 这套机制甚至不需要否认人的自由。 它只需要提前规定,什么样的自由才值得承认。 因此,“主体性强的人应该怎样”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征税提议。 它预先假定主体性存在某种可以被普遍认可的优劣等级,再要求个体围绕这一等级组织自己的生活。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人的主体性应当不断提高,而且提高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但主体性凭什么具有这种规范权威? 独立思考为什么天然优于接受他人的判断?持续成长为什么天然优于满足现状?自我实现为什么天然优于享乐?拒绝服从为什么天然优于自愿服从? 如果没有某个独立于个体欲望的终极目的,这些偏好就没有理由被自动提升为普遍义务。 即使某个人能够作出更加自主的选择,也不能据此推导出所有人都有义务追求同样程度的自主。 能力与义务之间从来不存在这种必然联系。 一个人具有数学天赋,并不意味着他欠数学界一篇论文;一个人拥有改变社会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他欠社会一场革命;一个人可以成为更加优秀的劳动者,也不意味着他欠雇主额外的生产率。 潜能不是公共财产,天赋不是社会发行的债券,生命也不是等待兑现的投资组合。 所谓浪费人生的指控,本质上预设了某个外部主体拥有对这段人生进行收益核算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浪费便失去了客观的裁判者。 一个人可以用十年研究一个最终没有结果的问题,也可以用十年玩游戏、睡觉、打胶或者大骂政治。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别可以从后果、体验和个人偏好上讨论,却不需要被排列为从低级到高级的人格序列。 同样,痛苦也不需要被转化为某种积极的精神资产。 一个人遭受伤害之后,没有义务成长,没有义务原谅,没有义务完成自我疗愈,更没有义务将自己的经历加工成一篇关于坚韧、勇气和生命意义的励志故事。 要求受害者从痛苦中成长,就是在原本的伤害之外,再征收一笔意义生产税。 你已经承受了损失,他们却仍然要求你证明这些损失没有白费。 这是对人的经验极其贪婪的征用。 现代主体性话语尤其擅长这种征用,因为它可以把任何行为重新翻译为积极的人格发展。 休息是为了恢复生产效率,娱乐是为了维持心理健康,独处是为了建立自我认同,拒绝是为了维护个人边界,甚至彻底放弃,也可以被包装成一种勇敢的自我接纳。 仿佛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在某个更高的目标之下获得解释。 连享乐都不能只是享乐,而必须证明自己有助于某种更加完整的人生。 这就是一套由世俗语言重新包装的救赎经济。 它不再明确要求人对上帝负责,却仍然要求人对某个理想自我负责。 它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罪,却保留了永远不够完善的主体;取消了来世的许诺,却把救赎安排在尚未抵达的未来;取消了神职人员,却培养出一批负责解释什么是成熟、健康、自由和进步的新式专家。 旧的忏悔要求人交代自己的罪。 新的自我反思要求人交代自己的不足。 区别只在于,后者通常还会被称为成长。 主体性税真正值得拒绝的,也正是这种无限扩张的解释义务。 为什么休息必须得到解释?为什么欲望必须经过审查?为什么不愿意成长需要被诊断?为什么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整理成一套逻辑自洽、目标明确、不断向前的叙事? 人从来就没有义务向一套未经自己授权的评价体系提交人生报告。 也没有义务通过积极的反抗来证明这一点。 这甚至意味着,反规训本身也不应成为一种新的主体性竞赛。 拒绝成为更好的人,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加清醒的人;拒绝接受社会评价,不是为了获得一种更高等级的独立人格;拒绝缴纳主体性税,也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解放。 否则,反规训只会成为另一套收费标准。 现代权力最擅长的就是将否定重新转化为肯定,将拒绝重新转化为身份,将反抗重新转化为可供展示的精神资本。 当一个人拒绝成长,便赞美他实现了自我接纳;当一个人拒绝社会期待,便赞美他拥有真正的自由;当一个人拒绝证明主体性,便赞美他具有更高级的主体性。 仿佛一个人无论如何拒绝,都必须最终被重新登记进某种值得表彰的人格分类。 拒绝缴税不是为了争取优秀纳税人的荣誉称号。 更没有必要为了拒绝一项义务,再发明一项更加崇高的义务。 所以,律令应当从“你应当”返回“你不能”。 具体的社会行为可以存在边界,具体的损害可以产生责任,具体的契约可以规定义务。但这些有限的约束并不自动赋予任何人规定他人生活目的的权利。 从一个人不能实施某种行为,推导不出他必须成为某种人格。 从一个人需要承担某些后果,推导不出他必须不断改善自己。 从一个人拥有选择能力,更推导不出他必须按照某套外部标准使用这种能力。 禁止某种行为,与要求一个人成为某种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主张。 前者尚且需要说明其边界与依据,后者却经常借助成长、解放、关怀和自我实现的语言,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获得授权。 因此,主体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如何培养更强大的自我,而在于谁有权把某种自我规定为必须实现的目标。 一旦“更好”的定义权不属于承担成本的人,那么要求他成为更好的人,就首先是一种向他转嫁成本的行为。 即使那套标准在技术上有效,即使它确实能够生产更加自律、更加独立、更加成熟的人,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社会可以赞美某种生活,组织可以推广某种价值,思想家可以构造某种理想人格。 但赞美不能产生债权,推广不能产生义务,理想也不能自动获得向个体索取生命的资格。 一个人不欠社会一个更好的自己。 而这一论证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抵达一个在现代进步主义与反消费主义话语中都不那么体面的结论: 我们完全可以向消费主义投降。 甚至没有必要将这种投降重新包装成某种反抗。 既然不存在一个必须实现的理想主体,也就不存在一个必须摆脱消费主义、必须识破资本操纵、必须拥有纯粹欲望的理想消费者。 消费主义是一套现实存在的欲望生产机制。它制造符号、组织身份、生产差异、刺激攀比,并通过商品赋予某些社会关系以可见的形式。 这些机制可以被分析,可以被揭露,可以被利用。 但揭露一个欲望的生产机制,并不等于取消这个欲望带来的愉悦。 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知道某件奢侈品的价格主要来自品牌溢价,知道广告正在通过制造匮乏感刺激购买,知道所谓的身份象征不过是社会关系中的符号差异,却仍然愿意为它付款。 因为这些符号本身就可能是快乐的来源。 如果消费带来的只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愉悦,那么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愉悦不是被制造出来的? 一个人的审美受到文化影响,欲望受到社会关系塑造,快乐受到经验与奖赏机制调节。所谓未经社会污染的真实欲望,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兑现的形而上学许诺。 要求人摆脱社会制造的欲望,才能获得真正自主的快乐,不过是在消费主义之外建立了另一套更加苛刻的主体性认证制度。 过去有人告诉你,购买某种商品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现在又有人告诉你,拒绝购买某种商品才能成为更加清醒的自己。 前者出售商品,后者出售清醒。 两者都在要求你为了某种被定义的理想人格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去消费。 你可以买一件昂贵得毫无必要的衣服,只因为它让你感到漂亮、兴奋,或者让你获得某种廉价但确实存在的优越感。 你可以买一部性能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手机,只因为你喜欢它的外观、价格、品牌,以及它能够在社交场合制造的差异。 你可以购买奢侈品,不是为了欣赏工艺,不是为了支持设计,不是为了体验某种文化,而仅仅是为了炫耀。 如果这种炫耀让你感到快乐,那么炫耀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消费的目的。 你甚至可以承认,自己购买某件商品就是为了攀比,为了在同事面前展示一种并不必要的优越,为了嘲讽别人的消费品位,为了在社交场合中获得一种令人愉悦的轻蔑感。 这些动机可以虚荣、浅薄、庸俗、缺乏教养,甚至带着令人讨厌的攻击性。 那又怎样? 没有任何一条普遍律令要求人的每一份快乐都必须高尚。 消费也不必服务于长期利益。 你可以为了摆脱当下的焦躁而购物,可以为了缓解自卑而购买某种身份象征,可以为了某一次聚会、某一场约会、某个转瞬即逝的社交瞬间而花费远超实际使用价值的金钱。 甚至可以只是为了获得付款成功时短暂的兴奋。 它可以不理性,可以不划算,可以没有长期收益。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的生命必须获得最大化的产出,那么他同样不需要证明每一笔消费都经过了最优决策。 当然,你也可以在消费之后嘲讽消费主义,批评品牌营销,鄙视别人对于商品符号的狂热。 这种姿态或许虚伪,甚至可能在理论上自相矛盾。 但人也没有义务将自己的全部欲望组织成一套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 生活不是理论的应用题。 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理解消费主义的生产机制,同时在经验上享受消费主义制造的快乐。认识到某种快乐的社会来源,并不产生戒除它的义务。 你知道某种音乐通过标准化的和声与节奏刺激你的奖赏系统,却仍然可以喜欢它;你知道游戏通过精心设计的反馈机制制造成就感,却仍然可以沉迷于一次漂亮的胜利;你知道奢侈品通过稀缺性和符号差异组织消费欲望,却仍然可以享受购买、占有和展示它的过程。 这些认知并不会自动使快乐失效。 同样,接受消费主义也不意味着必须不断消费。 你可以购买,也可以不购买;可以今天炫耀,明天节俭;可以沉迷商品,也可以厌倦商品。 消费主义在这里失去了作为人生目的的统治权,却保留了作为快乐生产机制的使用价值。 它不再需要被神圣化,也不再需要被妖魔化。 它只是一套可以进入个人生活的现实机制。 更重要的是,拒绝主体性税并不要求人最终实现对消费主义的超越。 没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加真实、更加纯粹、更加独立于资本的快乐。没有必要证明自己的消费出于完全自主的选择,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已经识破所有社会诱导。 因为一旦承认只有摆脱消费主义才能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便重新建立了一套以反消费主义为标准的主体性税。 你需要识别虚假需求,需要警惕符号操纵,需要抵抗广告,需要摆脱攀比,需要建立自主的审美,最终成为一个清醒、理性、不受资本支配的消费者。 于是,你又有了一份新的作业。 而且这份作业同样永远无法完成。 你刚刚摆脱了成长主义的要求,便又被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消费觉悟;刚刚拒绝了人格优化的义务,便又开始为了欲望的纯洁性而审判自己。 这只不过是给旧税单换了一个标题。 拒绝被消费主义规训,不等于有义务反抗消费主义。 反对一种外部权威要求自己消费,与反对另一种外部权威要求自己不消费,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方向。 真正应当被撤销的,是这种以完善人格为名义持续索取自我改造成本的权利。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 是的,我们向消费主义投降了。 我们接受广告制造的兴奋,接受商品带来的虚荣,接受品牌组织的身份差异,接受社交展演中那些肤浅、可笑、转瞬即逝的快乐。 我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快乐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然后继续享受它们。 没有必要将这种投降升华为一种反抗,没有必要为它寻找一种更高层次的主体性,更没有必要宣称这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消费。 我们只是愿意支付某些商品的价格,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欲望额外支付一笔人格上的赎罪税。 购买商品是一笔交易。 要求人证明自己为什么有资格享受商品,则是另一笔根本没有成立过的债务。 如果某种消费确实使你愉悦,使你欣喜,使你暂时摆脱焦躁与自卑,使你获得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优越感,甚至使你享受到社会比较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快感,那么你可以消费。 你不需要先证明这些愉悦是真实的、健康的、进步的,或者值得被某个理论体系承认。 也不需要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更加清醒、更加独立、更加高尚的消费者而道歉。 社会可以对具体行为规定边界,交易可以产生具体责任,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导出一个人必须按照某种精神标准管理自身欲望的义务。 在没有禁止的地方,无须另外申请一份关于生活目的的许可。 主体性也不需要通过抵抗诱惑、战胜欲望、摆脱消费主义来得到证明。 因为主体性不是一种等待达标的精神品质,快乐更不是对优秀人格的奖励。 不需要去成为一个主体性强的人,然后才去成为人。 你可以努力,可以懒惰,可以创造,可以享乐,可以保持清醒,也可以心甘情愿地沉浸于某种庸俗的快乐。 你可以反抗消费主义,也可以向消费主义投降。 没有义务把其中任何一种选择解释为更加高级的存在方式。 你没有义务成为更好的人,没有义务追求更真实的欲望,没有义务完成自我实现,也没有义务获得某种更加纯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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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槽了,我今天刚刚玩我们公司的 agent 我好像给他整个的系统提示词全干出来了,我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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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传播的话没事吧,卧槽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他娘的他的加密被自己给破解了阿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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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我们公司做的助手变得好用了,难道是换了 GEO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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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篇干货,不等于说要火。有用不代表广泛传播。
认真写了一篇干货,没几个人看,于是就不写了? 这大概是新人在 X 上最常见的放弃方式。 其实每条帖子分工不同: 热点、抽象、梗,负责把人引到你的主页; 干货、长文,负责把路过的变成关注的,再把关注的变成真心认可你的。 别拿爆款的尺子,去量一篇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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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自负性的表演,因为他们没法从正常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尊重和体面,自尊是负值,所以要通过这种表演从子女身上吸血,获得自尊。
低认知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把东西教给别人,但是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他教别人的时候,说的都是他想说的,自说自话,本质上是在进行“我行你不行”的自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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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长大之后才确诊 audhd 我发现优质的睡眠和作息时间可以减轻自己的状况,我们一定要掌握调整作息的方法,下定决心。
Me acabo de tomar una pasti pal TDAH y me niego a creer que la gente neurotípica tiene todo este poder todo el 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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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时间段貌似对流量影响蛮大的,我得再测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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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一直不理解利用 AI 模拟面试的这种方法,没认为这个效果能这么好。 直到我让豆包给我用文字版的试了一下,豆包问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更不用说如果是在现场,或者说用其他 agent 来尝试了。 能过面试就算是满足了基本要求,但是能过 AI 面试不是嘴上说说的,哪有那么容易,AI 面试又不是马路,没点东西能想过就过? 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面试官唬到,其实就已经及格了,至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细节那就再说。
很多人觉得夸大简历就是骗啊,其实恰恰相反 你能夸大简历,并且顺利通过面试,那是你的本事,这就是你应得的 有一个方法很好判断你的简历是不是有没有夸大得非常离谱 第一个就是你的简历需要,你改完,你夸大完简历之后,你没有发虚 你就假设自己已经通过初筛了,然后通过初筛之后准备进入面试,那你觉得这个面试官拿这个简历问你,你会不会发虚 你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或者说觉得这个简历你回答不出来,面试官有问题 如果有,你觉得你写的这个简历让你觉得很不放心,那说明你现在的简历确实是夸大比较离谱了,因为你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个简历 那如果说你觉得其实他问了,你也可以回答出来,而且非常地胸有成竹,那没问题,这个简历就是你的,就是你真实的水平 面试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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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成了啥收多少钱,搞坏了赔不赔呢,把别人文件数据库啥的删了你们赔不赔呢。
不是啊!!朋友们!!离个大谱啊!! Dario居然放风说:以后 AI 可能按成果收费,帮你干成大事就收大钱。 这个大料简直反人类啊,token收钱就算了,还要收成果税!!! 谁tm脑子进水了给钱啊!!! 总不能有人愿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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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认知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把东西教给别人,但是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他教别人的时候,说的都是他想说的,自说自话,本质上是在进行“我行你不行”的自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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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尤其不要告诉你的领导,领导问就是不会,自己在背后该怎么蹬怎么蹬哈哈哈。
给在国内公司上班的人建议: 在是同事面前不要分享如何使用claude或gpt deepseek,如何用ai提效任何奇巧,如自己的工作流 如果你的同事没有用过Claude,更不要帮他装!不要告诉他!如何注册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在保护你自己,这是你最后一份工作,能拖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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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想明白这件事情违法的点在哪里,法律不允许这样处理么,还是说侵犯了谁的利益?没想明白。
为了把整个国家的法律开源,这哥们自己先违法了。 他在 HN 上发了个帖子,最后坦白说:“我做的事在法律上是错的,但希望在道德上能被接受。” 他把黎巴嫩大学官网上从 1904 年至今的 10 万部法律、39 万条法条、4.7 万份法院判例全扒了下来,做成一个 345MB 的免费数据集,还顺手接上了 API 和给 AI 用的 MCP。 在此之前,虽然这些法律名义上公开,但普通人和 AI 根本没法用。 官方库更新永远慢一年。 大量早就废止的法条还混在里面。 4.7 万份判决书全是没文字层的扫描 PDF,甚至还有早年的手写体。 连签署日期都有印错的。 就因为官方系统太难查,当地好几家商业机构把这些原本属于公众的条文整理一下,锁在付费墙后面收钱。 这哥们觉得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得先帮做事的人把路铺平,干脆用 AI 把这堆百年烂账给洗干净了。 我看完他写的数据文档,说实话有点佩服。这才是真正在工程里把大模型用明白了。 很多人拿 AI 处理严肃数据,总想让模型直接给结果,一旦出点幻觉就全盘皆输。 但这哥们给 AI 划的边界极死: 整套库里,没有任何一行法律正文是模型写的。 他用 Claude 翻译了 10 万条英文标题,但只拿来做搜索索引,阿语和法语原文一个字母都不准模型碰。 官方还没更新的那一年空白期,他拿政府公报的扫描件做两次机器识别,逐字比对。 只要有一个词两边读出来不一样,绝不让程序瞎猜,直接用特殊字符把两个版本同时标在正文里,逼着看的人自己去核对原图。 至于那 27.5 万页连文字层都没有的判决书 PDF,他用 Gemini 全部读了一遍,遇到手写体直接打上低置信度标签。 然后再让模型通读 39 万条法条,找出谁修改了谁、谁废止了谁,最后用代码去数据库里做硬匹配,生生算出了 36.8 万条关系图谱,把每条法律今天到底还生不生效给理清了。 连官方自己印错的 583 处日期(比如把 2025 年印成 2026 年),也是靠核对公报期号、前后法条编号和两个模型读出来的落款纠出来的。 实在找不到铁证的,宁可留空,也绝不显示一个错日期。 我觉得这件事把很多传统数据生意的底裤给扒了。 以前不少垂直行业的数据库,护城河说白了就是“官方的原始数据太脏太碎”。 要把几万份扫描件和错漏百出的旧档案理清楚,以前得雇一个团队干好几年。 这笔人力成本,就是他们把公开信息锁进付费墙里收高价的底气。 现在这玩意彻底变了。 当一个懂工程的程序员,用“大模型提炼线索 + 代码规则兜底”的办法,花点 API 费就能把一个国家 120 年的烂账洗成干净的图谱时,单靠整理公开信息收过路费的生意就很难活了。 不过这套做法有个死前提: 越是医疗、金融、法律这种容错率为零的领域,越不能让 AI 去篡改和生成原文。 最稳的办法是让模型当那个不知疲倦的档案员,去干 OCR、贴标签、找关联、做交叉比对的脏活,把最终的确定性留给代码校验和原始证据。 看着那个只有 345MB 的数据包还挺感慨的。 一个国家一百二十年的规矩,252 万行数据,压完了也就这么大点。 我电脑里随便一个跑不起来的废项目 node_modules 都比它大好几倍,关键我那堆代码连道德上都不太能被接受。 news.ycombinator.com/ite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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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认可,我这两天观察AI写文章就是这样的,客观正确,但都是虚假的正确,ai特别喜欢塑造一个权威或者引用一个权威来验证其正确性,纯放屁。我只说那些我经历过的事实和我自己的判断,片面或者错误也无所谓,我接受我的片面和错误,我需要足够的真实。
做自媒体最快的一种死法就是天天发干货。 前两年谁勤快、谁整理的教程全,谁就能起号。现在 AI 三秒钟能写十篇,你再勤快还能拼得过显卡? 重看 1997 年乔布斯回苹果的内部演讲,他那时候就说透了: 外面的世界太吵,没人有空背你的电脑参数。营销就一件事,亮出你的价值观。 放到今天做号也一样。但价值观真不是喊几句口号。 说白了就是:你的想法跟别人有啥不一样?大家凭什么记住你? AI 写出来的漂亮话没人会有共鸣,因为 AI 它从来没有真的感受,也不会有真的情绪。 真能让人记住你的,都是你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教训。你踩过什么坑、看不惯行业里哪些烂事、敢直接点名骂哪些骗局。 机器越聪明,你身上这点真性情和偏见就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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