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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地球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普通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普通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无论身处何方,每一个平凡人的命运,都在被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裹挟。
今天,当我们放眼世界,二战后建立并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重塑。国际冲突、地缘政治紧张、经济震荡,都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无论战争发生在哪里,它所带来的能源、贸易、物价乃至社会稳定的变化,最终都会波及世界各地的普通家庭。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公与冲突的世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往往显得渺小而孤立,似乎无力改变既有的格局。
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推动世界前进的,并不仅仅是权力、财富或武力,更是无数普通人的觉醒、团结与行动。
因此,每一个渴望和平、自由与尊严的人,都应该携起手来。让我们以非暴力、理性、包容的方式,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公平、更有爱、更有温度的世界。
请相信,普通人同样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当千千万万个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追求正义的人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终将超越恐惧、超越仇恨,也终将超越任何政府、军队或利益集团所能掌控的力量。
是的,我们普通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请相信自己!
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一本由中国行动策划出版的书籍:推翻独裁者的行动手册:《革命蓝图》。
chinaaction.org/946.html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任由暴政摆布。
魏水平 Shuiping Wei retweeted
在美国华人圈,人数最多是福建人,供应链最强是潮汕人。两大族群在美国扎根路线、主营行业、商业逻辑天差地别。
移民来源完全不同:
美国潮汕人:90%是印支难民二代(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侨)
不是直接从潮汕过去的!
路线:潮汕→南洋百年定居→1975排华逃难→美国安置
特点:底子苦、白手起家、家族抱团、懂东南亚食材与贸易
规模:全美约30–35万,洛杉矶是全球最大潮人聚集地(10–20万)
美国福建人:95%是90年代后直接从福建偷渡/移民赴美
路线:福建农村直接赴美
特点:敢拼、敢熬、高负债闯美、宗族借贷极强
规模:全美200万左右,纽约法拉盛是大本营
主打产业完全错开:
【潮汕人美国主打:超市、食材供应链、珠宝、东南亚餐饮】
美国亚裔超市,8成是潮汕人垄断
美国华人生鲜、亚洲调料、冻品、南北干货,基本由潮商控盘。
潮商优势:懂南洋货源、懂食材仓储、家族连锁复制
珠宝金铺行业
唐人街老牌金店几乎都是潮籍,现金流生意、稳、低调。
越南粉、泰餐、东南亚风味餐饮
不是美式中餐,是东南亚菜系,属于潮人独有赛道。
总结:潮汕人控制美国华人的“吃与用”供应链,做的是长久稳定的民生底盘生意。
【福建人美国主打:美式中餐、外卖、干洗、货运、加油站】
美国中餐馆6万+,9成福建人掌控
我们在美国吃到的左宗棠鸡、美式中餐,几乎全是闽商天下。
外卖、送餐、干洗、美甲、长途货运
典型苦力起家、快速翻身赛道。
后期转型:地产、小型商超、批发。
总结:福建人控制美国华人的“劳务与快餐”赛道,靠人力堆出来的体量。
赚钱模式、商业性格巨大差异
潮汕人:稳、供应链、现金流、薄利多销
不喜欢高风险、不赌暴利
擅长囤货、渠道、贸易周转
靠几代南洋积累的东南亚人脉网络吃饭
家庭作坊→连锁超市→食材贸易公司
福建人:猛、激进、高杠杆、快速扩张
全村凑钱借贷出国
吃苦能力天花板级别
敢负债开店、敢快速复制、敢拼暴利行业
从打工→开店→多店连锁→炒房
后代发展差异:
潮汕二代:
多读书、走专业路线:医生、工程师、会计、IT、金融
少做生意,生活稳定低调。
福建二代:
很多承接家族生意、继续做餐饮地产,商业野心更强。
魏水平 Shuiping Wei retweeted
我今年四十一岁,从二十六岁那年被公司外派到加州算起,前前后后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先是在硅谷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后来自己开了间小小的咨询公司,手下最多的时候雇过二十几个美国人,客户里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也有开货车的个体户。
我搬过五次家,住过湾区昂贵的联排别墅,也住过德州小镇每月六百美元的老旧公寓。我参加过美国人的婚礼、葬礼、感恩节晚餐、教堂募捐、社区义工,也被他们报警投诉过、告过、在会议上当众羞辱过。
十二年,上千个有名有姓的美国人从我的生活里经过。我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也不是从短视频里刷来的,是我用十二年的日子一寸一寸熬出来的结论:
美国人有小义,而无大义。
先说小义,因为小义是真的,我至今感念。
我刚落地美国那年,英语磕磕绊绊,在超市里对着收银员手忙脚乱地数硬币。身后排队的白发老太太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帮我一枚一枚认清楚:penny、nickel、dime、quarter。她教得认真,像在教自己的孙子。
临走时她说:“欢迎来到美国,孩子,祝你好运。”我至今记得她手背上的老年斑和那句发音缓慢的祝福。
后来我搬进一个老社区,第一天邻居鲍勃就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曲奇来敲门,说他家车库里有全套工具。我的车后来坏了两次,都是他趴在车底下帮我修的,一分钱不收,还搭进去两罐机油。
我搬家那天,来了七八个邻居帮我抬家具。有人开着皮卡帮我运床垫,忙到天黑。我请他们吃饭,一个都不肯去,最后每人抓了一把我顺手买的甜甜圈,笑呵呵地散了。
这种事情,十二年里我遇到太多。
我发高烧的时候,同事琼娜开车四十分钟送我去急诊,在候诊室陪了我四个小时;我的公司差点因为一笔坏账垮掉的时候,老客户迈克尔主动提前付了半年的合同款,说:“兄弟,先撑过去再说。”
我在德州那几年,有一年感恩节我无处可去,隔壁的墨西哥裔家庭硬是把我的盘子塞满了火鸡和红薯泥。
你说美国人冷漠,我不认。
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美国人常常热情、慷慨、守信、讲规矩。捡到钱包会想方设法物归原主,排队绝不插队。Charity run、food drive、社区义卖,参加的人比比皆是。教堂里给流浪汉发汤的志愿者,很多是真心实意、风雨无阻的。
这份小义,我不但见过,还受过惠。谁要跟我说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第一个不同意。
但是,也正因为我在那里待得够久,我看到的东西就慢慢变了味。
小义像毛细血管,一条条都通着人心;可你顺着这些毛细血管往上走,走到主动脉的时候,会发现那里空着。
美国人的善意停留在“我眼前这个人”为止。一旦对象从具体的人变成抽象的人,从邻居变成陌生人,从本社区变成别的社区,从本国人变成别国人,那份善意就断了电。
我给这个现象起过一个名字,叫“车库里的圣人,大街上的盲人”。
在自家车库门口,他可以是全世界最好的邻居;可同样这个人,投票时会坚决反对给穷人扩大医保,会支持砍掉学校的免费午餐,会在公司裁员方案上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同事的名字。
鲍勃,就是那个帮我修车的鲍勃。有一年聊起社区里一个付不起医药费、等死的流浪汉,他耸耸肩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的自由。”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这个愿意花一个下午免费帮我这个外国人的好人,对三条街之外一个人的死,无动于衷。他不是装的无动于衷,他是真的认为,那不关他的事。
不但不关他的事,而且如果政府拿他缴的税去救那个人,反而是一种不义,是抢劫他这个勤劳者的钱去奖励懒惰。
我在那一刻第一次明白,美国人的义,是有边界的。边界画在“我认识的人”和“我不认识的人”之间,画得清清楚楚,一刀切下去,泾渭分明。
后来我招人管人,看得就更透了。
我的公司小,同事们之间关系好得像一家人,谁家孩子生病大家轮流顶班,谁失恋了全组人陪他喝酒。
可是那年行业寒冬,我必须裁掉四个人才能保住剩下十几个人的饭碗。我去请教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企业家前辈该怎么办,他教我的方式让我脊背发凉。
他说:“你要在周四下午四点通知他们,让他们收拾东西立刻走,因为数据显示当场离开的员工回头搞破坏的概率最低;你要给他们的遣散费精确到法律规定的下限再乘以一个保守系数;你要在他们离开前收走门禁卡,哪怕这意味着你得假装看不到他们眼里的屈辱。”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像在讲高尔夫的挥杆技巧。
最讽刺的是,这位前辈每个月都给非洲儿童捐款,办公室里挂着他和慈善机构孩子们的合影。散会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生意是生意,同情心留到教堂去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司坐到很晚。
我终于想明白,美国的这套文化里,仁慈被小心地封装进了“私人生活”这个盒子里;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进入市场、进入政治、进入分配,盒子就被贴上封条:那里只讲契约、讲竞争、讲你死我活,讲不得义。
个人层面越善良的人,在系统层面反而越能心安理得地冷酷,因为他已经把义捐给了教堂和非洲,账户清零,剩下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铁石心肠。
小义成了大义的赎罪券。
再往后,我见到的画面就越来越刺眼了。
疫情那两年,我在奥斯汀。我亲眼看见超市门口为了“戴不戴口罩”吵到动手的陌生人;亲耳听到我的邻居,一个平时见谁都笑呵呵、每年义务给社区游泳池做维护的大叔,在市政听证会上拍着桌子说:“我的自由比你们的命重要。”
台下掌声雷动。
他不是恶人,他给我家孩子送过冰淇淋。可是当他一个人的“自由”和其他所有人的“活着”放在天平两端时,他选择自由。不但自己选,还愤怒地逼着所有人跟他一起选。
那段时间我每天看新闻里跳动的死亡数字,再看窗户外面照常烧烤派对的邻居们,我第一次对“有同情心的民族”这个说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一个连口罩都容不下彼此的民族,他们的同情心到底能延伸到多远?
答案是:延伸到自己人看得见的范围为止。
养老院死几千个老人,不如股市跌三个点让人揪心。疫情后期更荒诞,各州抢医疗物资,联邦和州互相甩锅,富豪插队打疫苗。
最后统计下来,死的人里老人、穷人、有色人种占了绝大多数——这不是天灾挑人,这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本来就没打算把这些人当自己人保下来。
死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条“我们”和“他们”的线,才是理解美国的那把钥匙。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因为刺得最深。
有一年,公司里一个黑人清洁工大姐在我办公室外哭,她女儿在一场枪击案里没了。
全公司给她捐了款,老板特批了带薪假期,人人见到她都拥抱她、安慰她,真诚得让人心软。
可是三个月后,同样的这些人,在竞选中一边倒地支持一个反对任何形式枪支管控的候选人。
我实在忍不住,问过其中一个关系最好的同事:“你不觉得矛盾吗?捐钱的时候是真心的,投票的时候也是真心的,可你们的票正在制造下一个哭着的母亲。”
他想了很久,给了我一个特别美国式的回答。
他说,管控枪支侵犯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而枪击死掉的是少数不幸的人,不能为了少数人牺牲原则。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咀嚼了很多年。
一个人数千年文明史里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大概都会觉得荒谬的取舍——原则高于人命——在这里却是常识,甚至是不容置疑的道德律令。
把个人权利绝对化到神龛的高度,任何人命、任何集体、任何长远的好处,都无权要求它让路。
可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让人们能活下去、活得好吗?
当“义”被定义成“我坚持我的”,而不是“我们照顾彼此的”,那么这个义再响亮,也只是小义,是每个个体的小算盘上最漂亮的那颗珠子,永远滚不成一张网,兜不住从任何高处坠落的人。
后来我又看到了这套逻辑在更大尺度上的表演。
我有个客户是退役的军工承包商,酒喝多了会跟我讲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他讲起当年他们车队路过村庄,按规定要给当地孩子发糖、发文具,士兵们掏自己腰包买,发得特别真心。
可是聊到那些村庄后来被无人机误炸、聊到几十万人流离失所,他语气一转:“那是为了更大的善,是必要的代价,是他们在那片土地上不得不做的选择。”
我问他,如果是美国的小镇被这样“必要的代价”反复碾过二十年,你还说得出口吗?
他沉默了几秒,说:“可那不一样,那是美国。”
就是这句“那不一样”,让我彻底断了最后的幻想。
对内,小义无处不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外,大义从来不曾存在过,因为“外面的人”根本不在义的适用范围里。
干涉别国、扶植强人、制裁封锁、把别的地方变成废墟,回头照样能心安理得地在感恩节饭桌上感谢上帝赐予的和平生活,中间没有任何一道裂缝,因为他们的义里压根没有给“外国人的命”留位置。
我在美国见过的每一个善良的面孔,都是这套体系的本地版本;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是同一张面孔的全球版本。
义,只及本乡本土,只及看得见的邻居,只及本国人——这样的义,规模再大,也仍然是小义。
真正的大义是什么?
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把“人”当作最大的范畴,而不是把“我们”当作最大的范畴。
这个区别,不是人种的差别,是文明的差别,是几千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几百年“个人神圣不可侵犯”之间的差别。
离开美国前,我请鲍勃吃了顿饭。
我跟他说了这些年的观察,说你们美国人真是奇怪,一个个好得不得了,合起来却常常冷酷得吓人。
鲍勃嚼着牛排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
“也许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一起活下来,我们只需要各自活得好。”
从五月花号靠岸那天起,这块土地上讲的就是个人奋斗、个人救赎、个人与上帝单独结账的故事。社区是自愿的俱乐部,国家是收保护费的物业公司,凡是要拿个人的东西去换集体的好处,都要先问一句“凭什么”。
凭什么呢?他们没有答案。
而没有这个答案的社会,再富裕,也织不出一张把所有人都兜住的大网,只能撒出一把一把各自手里的小米,喂饱眼前这张看得见的嘴。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舷窗下面洛杉矶连绵不绝的灯火。每一盏灯下面,想必都有鲍勃那样善良的人,正把自家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给隔壁刚搬来的陌生人送去一盘热乎乎的曲奇。
十二年了,我感谢过他们很多次,以后也会一直感谢。
可我也终于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出那句话了:
美国人有小义,而无大义。
小义让他们可爱,无大义让这个国家可怕。
可爱是灯,可怕是灯下面的大地。
灯越亮,越照出那片大地的凉。
美国民主较加拿大民主程度较低,这是因为几方面的因素。
1. 政党参与度方面。美国因为选举人团制度的设计,采用“赢者通吃”的方式,很难有第三党能浮现出来。所以,政党参与度不及加拿大,欧洲等国;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设计,防止民粹主义,防止出现极具煽动力的野心家。
一人一票直选,会有更大的概率选出一个野心家,像希特勅,演讲能力一流,就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川普也是一个民粹者,他2024年的竞选是:美国优先;上台24小时俄乌战争停止;牛奶、鸡蛋、油价通通下来;
但想一想,运行了250年,也就出现一个川普。川普这类人就是美国国父极力防范的政治人物。
2. 民众参与程度。 躺在民主制度下250年,好日子过得太久了,日子太安逸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是不及欧洲的。还有一个,美国的民众普通教育程度不高,这也是一个民主指数低的原因。
3. 金融寡头干预政治。马斯克不仅在2024年也在今年中期选举直接用钱来干预选举。资本总是有想染指政治权力的内在驱动力,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个迹象。但这么赤裸裸地,加拿大没有吧?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了。
如果真要较真,溯源起来,必须得承认,美国国父他们是对民主制度十分防范的。他们设计的制度是共和制。所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是看不到“民主”这两个字的。
民主制度的缺陷,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有阐明。
柏拉图所担心的,也在事后的两千多年,一一出现,正如上面所说的希特勅、川普。
参议院的设计,是当时制宪国父们在费城吵出来的。来自于人口少的州的制宪代表就说,如果仅按人口来划分国会议员,那么就会出现国会由人口多的州的代表说了算,对小州是不公平的,会出现大州损害小州的利益。
所以,当时既设计出体现人口代表的众议院,也体现出平衡大小州的利益的参议院。
而参议院的设计也体现了罗马时期的“元老院”,英国的“上院”,有一些有成熟、有人生阅历、有智慧的人来组成,平衡民主选出来的民粹代表“众议院”,并且,当时的参议员不是直选的,由各州州议会选出来的。
我个人的感受是,美国的宪法、权力的设计,是一台精美的机器,Check and Balance,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
总统制是一种很危险的政治制度,太容易出现独裁了。但在美国,能运行250年,才出现这么一个川普,能够这么平稳,就是有赖于这部宪法的设计,美国政治制度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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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说参议院代表权不平衡这句话还是暴露出美国宪政知识的短板。
川普之所以屡次没被弹劾下台 ……
川普两次遭到弹劾,都是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却未能定罪。为什么?
美国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席位,平均约76万人1名议员;参议院却不论人口多少,50个州每州2人。
人口不到60万的怀俄明州有2名参议员,人口近4000万的加州,同样只有2名!
一个州的人口相当于另一个州的几十个,参议院的票数却完全一样。
这就是巨大的代表权失衡。
如今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已赢得至少54个参议院席位,但要给总统定罪,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也就是100人中至少67票。
还差13票,需要共和党议员倒戈!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川普失去国会多数支持,要通过弹劾将他赶下台,仍然困难重重。
川普之所以至今仍然耀武扬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参议院极不平衡的代表权制度。
图片:AI秘书根据我推文生成图解
成都律师范潇虎有原文。你这个转述不严谨。
是中间人索要50万,这中间人是不是盛雪所指派,读者自己推导。
前几天,看到推友@xiaohufan2 公开揭露:盛雪向难民申请者索要50万澳元的政庇价码,对方没有接受,盛雪就把这位难民申请者的申请材料泄漏给中共当局,导至此人的境遇更加艰难,再无法出国与家人团聚。。这么严重的事情,盛雪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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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一句,很喜感。
上一届和平奖的得主,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物跑去白宫与川普分享和平奖,请求川普帮忙让她回国。但是,她回国最大的阻力却来自川普。
你与魔鬼谋和平,既出卖了灵魂也拿不到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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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真没什么存款。
不少人对美国人的最大误解是,以为他们都很有钱。实际上,美国多数民众真没什么钱。
下表显示,美国成人拥有财富的中位数只有不到七万美元,也即一半美国成人只有不到区区七万美元的财富。这不仅低于西欧诸国,甚至也低于东亚四小龙和日本,也低于中国的富裕家庭。
可美国为何给人非常富裕的感觉?
因为美国的富人的确非常富有。美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中位数以上的平均收入可能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国家。
为何华人热衷于移民美国?因为讲究勤俭努力、吃苦耐劳的华人很容易在美国积累远超中位数的财富。
美国一般人财富积累较少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俘虏,很多人有钱就发,俭朴节约的意识很差。所以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美国的这种经济模式就决定了其经济必须一直保持扩张势头,否则会民怨四起。当内外原因导致美国经济无法继续扩张后,其政治危机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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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荷兰的林生亮,对美国这儿的各路大神也熟悉。大概是在一年半之前,界立建开始对朱虞夫发动攻击。
当时的界立建,左手打中国民主党全联总主席郑存柱,右手攻中国民主党元老朱虞夫。
当时界是加州中领馆表演中最亮的仔,声量也属他最大,拥趸也不少。携着加州最佳表演奖之威,出手闹政变,差点夺下中国民党全联总主席一职,从副转正。
一时间,郑存柱、朱虞夫也奈何不了。
也在那个时候,林生亮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一路追查界立建,按这个哲学标准——“他是谁,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弄到界立界老家乡主任的电话,打电话问界立建是什么来历,界老母亲是不是受共产党迫害失踪,还是改嫁?
这一出手,原形毕露,与界在大纪元所立的人设完全不同。当然,具体情况,可以找@v198964 林生亮了解。
界当时真的让林生亮看不下去。
此后,界一调皮,一开始蹦跶,林生亮就又追着他打。从未见界敢吭一声。按界的性格,不该这么老实才对。
我跟林生亮说过,你手中有杀伤性武器,所以,大家也都忌惮你。
自由社会是这样子的,自然地野蛮生长。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些表演艺术家,根源上是图利而来。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的绿卡太香了。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会少掉99%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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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一路追打界立建,他为什么不敢回应你,或者要干你?
我注意到界这回在美国搞医闹,也有不少街头表演大神、党主席在支持、声援他。
你说他们是“病毒携带者”,这些人也没有回你、反击你。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换作是其他人,早就被群咬了。
1990年10月3日,共产德国被合并后,是怎么处理当时东德的警察、法官、教师、大学教授和地方干部这几类人😂。
很有意思,德国对他们的处理标准并不一样,大致分为如
下几类来处理:
1)警察:不是全部解散,而是审查后大量留用。
普通东德人民警察(Volkspolizei)并没有像东德国家安全部 Stasi 那样整体消失。统一后,警察体系由新成立的五个州接管,很多基层警察继续工作,但要重新培训,学习联邦德国的法律、刑事诉讼程序和警察制度。真正麻烦的是曾经参与政治镇压、与Stasi关系密切,或者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人,这些人可能无法继续任职。
这里很有意思:联邦德国并没有认为“你曾经替东德这个专制国家当警察,所以你天然有罪”。它更看你具体干过什么。
2)
法官和检察官:审查非常严格。
因为他们直接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所以不能简单原班人马留下。统一后,各州成立审查委员会,看一个法官过去办过什么案件,有没有参与政治审判、枉法判决,专业能力是否符合新的法治体系。
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留下。
尤其是过去办理政治案件、参与迫害异议人士的人,很难继续当法官或检察官。但普通民事、家庭、经济领域的司法人员,如果政治问题不严重、专业能力合格,则可能继续任职。
3)中小学教师:这是当时争议最大的一批。
因为东德教师人数很多,而且教育本身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统一后不可能把所有教师赶走——否则第二天学校都没人上课了。
所以绝大多数要经过背景审查。重点看几个东西:
是否为Stasi正式工作人员或秘密线人;
是否在学校承担严重的政治控制角色;是否曾经因为学生家庭的政治立场而迫害学生;以及专业资格能不能适应西德教育制度。
一个老师仅仅是SED党员,并不意味着自动开除。
这一点非常重要。
4)大学教授就狠得多。
大学不仅要审查个人,还发生了整个学科和院系的重建。
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科学共产主义”、SED党史等学科,随着东德制度消失,本身就失去了存在基础。职位直接不存在了。
而医学、数学、物理、工程这些领域则完全不同。一个教授如果学术能力过关,又没有严重政治问题,当然可以继续留下。
所以统一后东德大学出现过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是简单“清洗教授”,而是先把大学制度整个西德化,然后重新聘任。
结果客观上造成大量原东德教授失去职位,同时大量西德教授和学者进入东部大学。
这件事情直到今天在东德地区仍然有人有怨气。
5)市长、地方干部又是另一回事。
共产东德原来的政治体系随着统一消失,但地方政府不能消失。垃圾总得有人管,户籍、道路、供水、消防、学校都得继续运转。
所以普通行政人员大量留下。
但市长、县级领导这种政治职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举。
1990年东德已经举行了自由的地方选举。共产党干部如果选民不要你,你自然下台;如果一个原来的干部后来仍然能够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支持,他理论上也可以继续从政。
这与“清算”完全是两回事。
6)Stasi是最特殊的一类。
1990年以后,Stasi(国安)作为机构彻底消失,其庞大的档案却被保存下来。后来成立专门机构管理档案,公民甚至可以申请查看:当年到底是谁监视过我、谁给Stasi写过我的报告。
于是出现了很多非常残酷的场面。
有人打开档案才发现,举报自己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同事、朋友,甚至亲近的人。
政府部门、议会、大学等在招聘或审查人员时,也能够依法查询某人是否曾为Stasi工作。
但这里德国还是坚持了一个原则:
Stasi经历 ≠ 自动构成刑事犯罪。
如果只是当过秘密线人,这可能让你失去某些公职,却不等于因此坐牢;如果涉及非法拘禁、严重迫害、枉法、边境枪击等具体犯罪,再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所以你如果把1990年的德国统一理解成一次“政权更替”,会发现德国处理得非常特别:
制度清零,但人不全部清零。
共产党政权可以消失,
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可以取消,
Stasi可以解散,
政治法官可以被清除;
但是一个东德普通老师、警察、医生、公务员,
不能因为一句:
“你以前为共产党国家工作过。”
就把他的人生一起清零。
必须继续问一句:
“你当年具体做过什么?”
这一点其实是德国统一过程中非常典型的法治思维——
追究的是个人行为和个人责任,而不是给几百万人贴上一个集体政治标签。
My god.
This is Christa Pike at 18 years old when s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She begged for a hug from her mother before she died. She is now 50 and will be executed tonight for the heinous murder she committed with a boyfriend 32 years ago.
Christa’s mother drank heavily and used drugs while she was pregnant with Christa resulting in brain damage which caused Christa’s bipolar disorder. Christa was born premature while her mother was drunk and spent weeks in an incubator. Her mother went back to work as a nurse.
When Christa was 14 months old, she suffered a seizure. Her mother refused to leave the bar to take her to the hospital.
After Christa was born, her mother left Christa and her brother without food, crawling in dog feces, while she drank with her boyfriends.
She sent her children away to their grandmother when one of her many husbands didn’t want them around.
Her grandmother allowed her boyfriend to orally sexually assault Christa before the child could talk until she began school. He locked her in a dark chicken coop with spiders crawling on her. When Christa’s school became concerned, her mother failed to follow up or prevent further abuse.
Christa’s father stole her dog to give to one of his girlfriends when Christa was 6.
Her mother allowed her boyfriends to beat Christa and twist her nipples. One beat Christa with a belt and sexually assaulted her. He forced her to watch pornography and look at graphic images. When Christa brought some of the images to school, they called her mother. She did nothing. When the boyfriend was arrested, her mother tried to deny it.
When Christa was raped at 11 by a man in the neighborhood, her mother denied it until she developed an infection and the man was arrested.
When Christa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after that, a psychiatrist told her mother Christa was severely depressed and needed help. Her mother denied Christa further help and her bipolar disorder was not treated.
Her mother told Christa to have her 20-something year old carnival boyfriend live with them when Christa was 14. She smoked pot with Christa and her boyfriend to bond.
When Christa became pregnant by one of her mother’s lovers at 16, her mother convinced her to get an abortion telling her a healthy baby could not be born from rape.
When Christa was raped at 17, one year to the day before she committed murder with her boyfriend, Christa’s mother didn’t care.
But Christa was happy to see her mother in court during her trial and all she wanted was a hug.
When Christa tried to introduce mitigating factors post-conviction, her mother said her daughter told lies and was a problem child since she was 8.
Even then, her mother didn’t care about her child who only wanted a hug.
Yes, Christa committed an extremely heinous murder at 18 and she will be put to death.
But I just wanted to share a little bit of her story with you — especially for all of you rejoicing at her execution.
#christap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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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敢出来说道说道的八九一代,为数不多啊。
政治立场不能成为逃避200亿经济责任的盾牌!
原山东省政协委员周春卫赴美后公开发表反共声明,引发江海汇受害者的强烈质疑。任何人都有表达政治立场、依法申请政治庇护的权利,但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消失:江海汇涉及的200多亿元资金究竟去了哪里?众多至今无法拿回资金的受害者怎么办?
江海汇暴雷后,警方已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相关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周春卫及其丈夫安志斌(安志成)与江海汇之间的关系、资金流向以及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应该由证据和司法程序查清。
反共不能自动洗白过去,政治庇护更不应该成为经济责任一笔勾销的通行证。政治归政治,债务归债务,法律责任归法律责任。200多亿元的问题,必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江海汇 #周春卫 #金融暴雷 #受害者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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