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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中国军事技术已经强到什么程度了。 J10C对阵风6:0,这还不是J10C的极限。 对面多来几架阵风,战果只会是12:0、18:0,想打出17:1都难,因为阵风正常情况下根本进不到射程之内,连开火机会都没有。 有人替阵风说话,说J10C强在霹雳15而不在J10C本身,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抛开霹雳15不谈,J10C自身的空战能力也优于阵风,只不过剃光头有点难,可能会出现战损。 J10C从出现时起空战能力就优于阵风,说不如阵风的纯是偏见。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装备发展到F22这个最后一件决战兵器之后,就开始老头乐了。 F35和朱姆沃尔特压根不是拿来制空制海的,只强调一个功能:强化对地攻击能力。 什么制空制海,我需要吗? 天空和海洋就是我的! 老美认为自己有很多敌人,但没有一个有能力在海空跟他决战,飞机和军舰统统给我丢炸弹去。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么多年、至少冷战之后,有且只有美国一个假想敌。 空军压根不考虑丢炸弹的事,从J11、J10、J15到J20,就是堆空优;即便后来出了个J16,主要工作也是对舰而不是对陆攻击,甚至专业轰炸机六爷的主要工作也是打军舰而不是轰炸陆军。 六代机都出来了,H20还遥遥无期甚至疑似胎死腹中。 中国空军的任务只有一个——空优空优空优! 丢炸弹压根不重要,那是老陆的事。 对中国空军来说,打不掉美国的飞机,空军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跟没有一样。 海军同样,就是三个字——打航母。 我不管别的,目标就是打航母,干掉美国的航母编队。 对中国海军来说,打不掉美国的航母,整个海军都白发展,跟没有一样。 中美之间在军事发展上存在严重的战略定位偏差,结果就是如今从技术层面讲,中国在海空上可以压着美国打。 许多知乎“智人”嘲讽“一艘055干掉美国一支航母编队”。 但问题是,带上一堆鹰击21的055在老钟体系支撑下,真的能干掉美国一支航母编队,并不比J10C剃阵风光头难太多。 中国海军的一切、包括福建舰,都是围绕鹰击21这个核心在发展。 美国航母编队想打055,正常情况下同样进不到射程之内、压根没有开火机会,一如当年大和的无奈。 空军J20、J35也可以吊打F22、F35。 无他,我就是比你看得远、手长、打得准! 在“天眼”支撑下,有鹰击21、霹雳15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六代机、霹雳21,纯属这一惯性下发展的产物,实际上已经超出眼下的需求范围了。 某些大侄子完全不顾没爹的死活,根本不顾决战需求,还在鼓吹边角料,什么B2炸伊朗多牛逼。 老钟都骑脸了,你还搁这儿炸伊朗呢。 对上老钟你连制空权都拿不到,B2就是个纯废物,飞都不敢飞,炸个毛。 老美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调整战略重心,把注意力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拉回来、放到中国上,针对中国重新研究海空新的“决战兵器”,就像冷战时期做的那样,而不是继续沉溺于打小朋友。 但从目前老美的动态来看,似乎并无此认知。 可能在憋大招,亦或者已经弃疗了。 一定有人要发出灵魂拷问了:既然老钟这么牛逼,为啥还不去打美国?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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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不 all in AI,其实是没看懂这套打法:新中国这么多年真正能叫 all in 的,只有两弹一星这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我们的路子一直是 in all,我全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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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 all in AI? 有回答上来第一句就是:哥我太顺了。 这话听着像玩笑,细想却点破了一个真实的反差:外界默认 AI 是唯一主线,恨不得把资源全押上去,而这边摊开手里的牌一看,根本没必要把宝全压在一个方向上。 新能源汽车是一摊,光伏、水电、火电、风电、核电是一摊,六代机、造船是一摊,人形机器人、芯片算力、生物医药、脑机接口、工业母机,每一项都还大有可为。 这些赛道没有一个是已经做到头、可以停手的,每一项都还要持续投入、继续往前拱。 所以问题不是不重视 AI,而是凭什么要 all in——手里同时握着这么多还没打完的牌,把全部筹码推到一个方向,本身就是一种浪费。 那个“太顺了”的自嘲背后,其实是多线并进、哪条线都不想放弃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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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日本在中国战场被拖垮的,不是哪一场大决战,而是它连守住占领区的人都不够用。 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陆军只有17个师团。 到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直接翻倍到34个师团,但32个被钉在中国,本土只剩1个师团看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增加到51个师团,其中35个仍留在中国。 兵力不够分,只能靠炮楼加扫荡维持点线结合。 炮楼里常常没炮,只有一两挺机枪,用木头砖石垒起来,说白了就是欺负游击队没大炮。 这种据点孤立无援,严重依赖有线电话,一旦被围,饿都能把里面的人饿死。 所以日军又凑出临时机动部队,搞“梳篦式”清剿。 可华北一个师团要管十几个县,分到每个县城只剩几十人。 以北京为中心半径50公里的15个县城和大量人口,只有1个旅团下属5个步兵营、不到一万人来守。 到1943年,斋藤邦雄所在的第15旅团新增3个营后,就要负责40个县的镇压任务。 一个1200人的大队,得对付5个县城和县域内的广大乡村。 日军警备队在所谓“治安良好年代”,也只敢到八路军游击区的村里转一圈赶紧走人,小股部队深入根据地甚至被日军自己严格禁止。 而中国军队的骚扰没停过。 百团大战4个月破坏日军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摧毁据点293个,华北交通网一度瘫痪,补给运不上去,伤员撤不下来,前线经常断粮缺弹。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投入40到60万人次,中国军队靠水网、山地和夜战三次打退日军,日军伤亡超过10万人。 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主动退入西南、西北山地,日军坦克重炮直接废掉一半,只能打拉锯战。 从北平到昆明直线2000多公里,日军越往里推,补给线越长、越容易被切。 所以武汉会战后,日军基本不再把占领地盘当目标,经常打了就撤。 中国靠大纵深、山地和敌后游击战,把日军死死拖住,想攻攻不动,想守守不住。 经济上日本更是个资源乞丐。 92%的石油、95%的铁矿、几乎100%的橡胶和有色金属都靠进口,侵华前储备只够半年高强度战争。 1938年后英美逐步禁运战略物资,原因之一是发现日本已经没钱了。 1937到1938八个月,日本追加临时军费77亿日元,是甲午、日俄、一战三次对外战争军费总和的3倍。 1938年军费占GDP30%,1941年飙到49%,国家一半的钱砸进战场,国内大米、棉布、火柴全凭票供应,工厂缺原料停产,连步枪炮弹都不够,教练枪都被征调上战场。 1941年美国全面石油禁运,日本石油储备只剩18个月,直接逼它铤而走险打珍珠港。 中国看起来穷,却有两个逆天优势:地大耐耗,还保住了工业火种。 1937到1940年,448家工厂、12万吨设备、1.2万技术工人从上海、武汉抢运到西南大后方。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40天里16艘船被炸沉、177人牺牲,运走三分之二内迁工业设备,被称为“中国版敦刻尔克”。 重庆成为战时工业首都,能自产步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基本满足前线消耗,再也不是纯靠外援。 当时中国80%以上人口在农村,粮食自给,日军封锁沿海的意义大大降低,大后方川滇黔还能往前线运粮。 日本却陷入死循环:战争需要工业,工业需要电,电需要煤。 日本没煤,朝鲜有;日本大米不够,还得从朝鲜掠夺。 产量提高后,朝鲜矿工的伙食水平又撑不住劳动强度,内阁每次开会都要为煤炭重要还是大米重要扯皮,最后花两亿日元进口大米。 那为什么不从中国占领区搞大米? 因为沦陷的华北精准地发生了粮荒,地里啥也不长,鬼子再能抢也白搭。 更恼火的是,华北伪政权还敢向皇军要粮食,把粮食问题上升到“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鬼子为了维持稳定,只能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还大量进口粮食供应华北。 国民政府精英看明白了:就算不发起进攻,日本也会自己拖垮。 所以后期国民政府制订守势作战计划,不再搞大规模进攻,而是防御,等鬼子自己玩完。 这个敌不来我不打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中国军队再也没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攻势作战。 而日本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全面覆灭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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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并没有把国力耗完,真正被极度浪费的是国民党那套低效治理下的资源转化能力。 先看一个反差极大的小例子。 八路军进入晋察冀后,1938年9月边区政府公布《征收救国公粮条例》,11月各县开始征收。 公粮主要用于军粮、优抚军属和救灾慰问,但存粮没有集中堆在粮仓,而是搞“分布式存储”——征收后由各村自行保管。 因为粮食运输本身有损耗,动用人力物力运输还要增加成本,就地保存损耗最小。 分散存储随之带来监守自盗、冒支冒领的问题,八路军于是搞了“军用粮票”:边区政府根据部队数量和粮食收成计算征收总量,再向部队发放粮票。 最初粮票管控宽松、漏洞不少,而且粮票与粮食硬挂钩,很容易被当成硬通货在民间流通;粮票一货币化,部队千里迢迢赶到村子,账面上的粮食已经不见了。 几经改革,最终有了“三联军用粮票”:回执、收据、缴查三联同时开具,分别由领粮、发粮、监管三方掌握,每月对账,三联数据完全一致才能销账。 贪污挪用无从遁形,粮票也因为无法拆分流通而断了货币化的路。 这套设计真正关键的一步,是让农民几乎不需要脱产。 一个成年男性从事中/重体力活动每天消耗约2600/3000 kcal,100克生白米约365 kcal,全麦粉约340 kcal,玉米面约362 kcal,一年光维持自己干活就要吃掉310到360公斤粮食。 以1950年数据为例,全国粮食总产量13212.9万吨,平均亩产约77公斤;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大概耕种10到12个播种亩次,毛收获量约800到940公斤,扣掉自己的口粮,账面上只剩460到630公斤——这还没扣种子、税粮、饲料、加工储藏损耗和家庭抚养人口。 如果把这个人从田里抽走,损失是双重的:他的毛产量直接归零,这个窟窿得由其他农民填;他本人从事运输或作战,一年照样要消耗280到313公斤干粮,也得从别人的剩余里出。 换句话说,每抽走一个农业劳动力,大约要两个在田里干活的人才能填上窟窿。 分布式存储公粮,本质就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少的人力消耗,实现更高效的粮食供给。 如果边区偷懒,集中征收、集中运输,农民必然误工,运输必然损耗;这些资源没有被资敌,但因为管理手段落后,一点都没用到抗战里。 而蒋记政权最擅长的,恰恰是浪费资源。 国民政府田赋三征,1941年5832万担,1942年7207万担,1943年7590万担,1944年6614万担。 6614万担约合330.7万吨。 就算党国粮食运输和存储完全没有损耗,这些粮食也仅仅能支持300多万人全脱产;实际存储有10%损耗都要谢天谢地,运输有20%~30%损耗太常见——这还是硬杠下限,超出部分本可通过法币购粮保障,但法币那个样子,大家都懂。 如果国民政府有先进管理体制,就该意识到“几乎无穷无尽人力资源”的表象下,可支配资源其实相当有限,必须慎重合理分配;但牢蒋显然不这么认为。 人嘛,数字而已。 一张纸,一把枪,一村壮丁拉一筐。 拉来的壮丁还有极高的逃跑与死亡率。 征到的新兵能到达目的地的只有56%,其余都损耗了——Liu, F. F. (1972).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Kennikat Press。 1939年各师管区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应征壮丁身体检查不合格者约占3/5——教育部1939年4-12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183,案卷号31。 史迪威给出的是56%,蒋介石自己给出的数字更夸张: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 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 兵役部役政月刊社编《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统计,1937年至1945年实证人数合计13922859,实补人数合计12037548。 国统区人口约两亿,拉走近1400万成年男性,意味着需要近3000万农民为他们供给粮食——这还只算粮食。 国统区的战争潜力就在这种低效运营中被压榨殆尽。 更糟的是取之如泥沙、用之如泥沙:“常因被装携带不够,途中没有休息场所,以致风餐露宿,寒冻生病,壮丁生病后,还被压迫前行,或遗弃道旁或枪毙活埋。”——兵役署会报记录(1939—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775,案卷号120。 花了这么大力气,弄死这么多人,后方造成这么大恐慌,结果如何? 并没有更大限度地榨取人力、调动力量跟日本人斗争。 “以土地面积来说,日本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二百二十个军人,我国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和还不到两个军人;以人口的总数来说,俄国平均每千人中,就有一百四十二个军人,我国平均每千人中还不到两个军人。”——兵役制概论·林振镛·1940年。 夸张而浪费到极点的征兵数量,并不意味着有源源不断的可用之兵,因为这些人力绝大部分被浪费了,或者用于物资运输而非直接作战;国军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整编74师这样的绝对主力中,依然保留相当比例的人力运输。 74师与邱清泉的整5师,都有师属人力输送团与兽力输送营,所属各整编旅各维持一个输送营。 人力长途挑担通常不过百斤,但挑夫每天自己就要消耗1.7到2斤粮食;按最多消耗所携带一半粮食计算,人力运输的极限大概是12到14天行程。 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广泛使用的小推车一次大概可运输200斤物资。 在相同消耗条件下,小推车运输效率不是单纯人力的两倍,而是三倍:同样消耗50斤粮食,人力运到终点只剩50斤,小推车会剩下150斤。 更关键的是,参与运输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女性,这意味着成年男性劳动力不必脱产,可以继续生产。 共产党能用女民工,国民党用不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女性相信在共产党这边运输物资不会随便被强奸:“这些女学生为了生存,有的当了官太太,有的成了军官们的女文书、女护士,而更多的则遭到士兵们的集体暴行。 当初国军西撤时,国民党肖县政府强征了两百多名年轻妇女为军妓。” 良好的社会秩序、开明的社会风气,让女性参与生产,当然会提升生产力;合理的工具改良、科学的制度设计,就能让有限资源避免被不合理浪费。 所以抗战时期国力有没有被消耗完? 几乎已经压榨到极限,但这些国力是在蒋介石的低效治理下被使用的,在转化为战斗力时损耗极大。 为什么鬼子走了三年之后国共双方就能打起来百万规模的大战——从国军角度,因为占据铁路线、接受大量美援军火,暂时有许多存量资源,这种“充实”假象让牢蒋有信心干掉中共;真正深究,是中共在资源总量绝对劣势下,靠着极其先进高效的组织能力,把有限资源运营到极致,硬是跟牢蒋对线。 有些东西看似在战场上决定,其实在战场之外早就被决定了。 彩蛋:直到牢蒋到了台湾,他还坚定认为国民党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滥行民主、不该搞行宪,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如果能坚定施行独裁统治,就不至于崩这么快,只能说思想配得上苦难了。 “本党过去失败的主因,就是我们实施还政于民的时候,旧的制度刚废,新的制度未立,青黄不接,一切陷于崩溃脱节的现象,以致为共×所乘。 而其所以如此,穷原究委,又是我们选举失败所致。 本党前年办理选举,事前既没有准备,临时又没有办法;党员既没有组织,党务又没有指挥力。 以致整个社会,乱作一团,将本党五十年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内外交迫之下毁于一旦,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蒋介石·对台湾省改造委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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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反直觉的是:二战中军队伤亡占总人口比例,中国和美国几乎一样,都在0.8%左右。 先看各国动员极限:德军人数最多是1943年极限总动员,老幼病残全拉起来凑出950万;苏军1945年全力总动员压出1280万;美军1945年胜利前全部加起来约1221万。 日本的国力明显比三强差一大截,1945年8月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所有潜力挖尽才凑出780万。 这就是二战顶级军事大国、工业强国能动员的军队人数极限,而且这个人数不能长期维持,持续过久必然极大影响国内经济。 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连续打了50年内战的农业国,动员能力肯定比不上工业强国。 但即便如此,单纯依靠强大的家底,中国动员起来的军队人数一点也不比那些工业强国少: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共两党正规部队加起来总人数超过550万,再算上民兵、游击队,总人数超过1000万。 1951年抗美援朝,为防备美国铤而走险,解放军人数达到历史高峰,为627万人。 如果美国真的登陆中国,这个人数再翻一倍不成问题,至少能动员出1200万军队。 那八年全面抗战,日本对中国军队造成的总伤亡是多少呢? 注意,这不是指全国人民伤亡的3500万,仅仅是指军队伤亡人数。 国军总伤亡大约320万,我军总伤亡大约61万,全部加起来,中国军队伤亡了380万。 这当然是非常惨痛的伤亡。 但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这个数字就是毛毛雨,还不到总人口的1%,根本谈不上耗尽国力。 看二战主要国家军队伤亡占总人口的比例排名: 苏联,战前总人口1.7亿,军队伤亡2826万,占比16%以上,这是真正的油尽灯枯了。 德国,战前总人口6950万,军队伤亡1570万,占比22%以上,这也是真正的油尽灯枯了。 日本,战前总人口7190万,军队伤亡542万,占比7.54%。 和苏德相比,日本完全占便宜了,死的还远远不够,这也是它们敢搞“一亿总动员”的底气所在。 中国,战前总人口4.6亿,军队伤亡380万,占比0.824%。 美国,战前总人口1.32亿,军队伤亡108.9万,占比0.825%。 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二战中美军队伤亡占总人口的比例其实差不多,都处于极低范畴。 中国真正伤亡大的是平民,总计有3100多万平民伤亡,其中1000万人是被日军直接屠杀伤亡,还有2100多万是战争导致的饥荒、疾病、苦役、难民等间接伤亡,这也充分说明二战日军就是禽兽。 把以上数据了解清楚就会发现,即便按日本自己7.54%的伤亡率算,想让中国彻底投降,至少要消灭3000万中国军队。 考虑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动员能力打个对折,也必须伤亡1500万,再打个对折,也必须要伤亡750万。 可日本总共只杀伤了380万中国军队,离那些数字还远得很,它怎么可能灭亡中国? 剩余的力量再打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不是绰绰有余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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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是会吃人的。 一个在养殖场干活的客户闲聊时说起这事,最让我后背发凉的不是猪吃人本身,而是他们判断哪头猪“有问题”的方法。 他说正常的猪,眼睛只会向下或向前看,不会往上看。 不正常的那种,是开了荤开了智的猪,眼睛会时不时向上瞟,其实是在琢磨怎么吃到人。 猪在人们印象里是笨的代名词,但个别猪智商比普通猪高,有自己的想法,能独立思考。 所以每天轮班喂猪,他们都会带一根一米左右长的钢管,先在铁围栏上敲一敲。 看哪头猪不吃食、眼睛往上翻盯着人看,人走到哪它眼睛就盯到哪,这种就得当头给一钢管。 腰间还得别一把匕首,场主要求每人配一把。 说猪要敢上来拱、有越格行为,就直接照死里捅,不扣工资,当晚还能吃杀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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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房东是个很喜欢中文的东欧裔小老头。 一次他跟我说,汉字的象形真是神奇,能把字的含义表现得很形象,比如“肉”字就非常惟妙惟肖。 我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作为一个略懂汉字演化的中国人,我又善意地指出了他的错误:“肉”字虽然出自象形,但肉最早是指带骨平放的肉块,是一个两头有尖的小方块,后来这个字经过漫长演变,已经失去了象形的作用。 没想到老头对我的说法嗤之以鼻,然后让我看了这张照片。 照片里左边是“肉”字从商代到楷书的演变过程,右边是一张相扑选手的照片。 看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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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其实从来没留过光头。 他的头发又细又软,加上长期只留很短的一层薄发,远看就秃了。 当时的影像资料又受技术限制,拍出来更像光头。 这个误会闹得不小:很多学校为了向老蒋表忠心,强制学生剃“中正头”,也就是光头。 老蒋知道后严令禁止,答主觉得他可能是破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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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列强的赔款总额,加上分期偿还的利息,接近16亿两白银,折合今天的人民币3049亿。 这还没算不平等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按一种统计口径高达998.74亿两。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什么? 可以轻松购置266艘英国皇家君权无畏级战列舰,那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战列舰。 或者725艘英国阿姆斯特朗造穹甲防护巡洋舰,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巡洋舰。 或者6216艘英国皇家哈沃克初代驱逐舰。 或者32047门克虏伯线膛要塞攻坚重炮,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陆上重炮。 或者78万挺马克沁管退式重机枪。 或者2857座汉阳兵工厂。 或者952座德国埃森综合兵工厂,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兵工厂。 除了赔款,还有文物掠夺。 根据国家文物局自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的长期调查,晚清时期被列强掠夺到国外的中国文物总数达126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399.6万件。 即使按最保守估计,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足够建造12.9万艘满编满机满弹满配的福建号航空母舰。 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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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不但看过《论持久战》,而且看得相当快——1938年5月发表,同年9月日文版就在日本《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11月号又接着登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可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日本人有没有读到,而是毛泽东写这本书时,正处在一个几乎被孤立、被忽视、家庭又遭遇变故的春天。 1938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跟着跑了。 毛泽东后来自己说:“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他找几位负责人谈,希望大家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还提醒说,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实力比我们大得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脑袋都得搬家。 但当时没人听得进去,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只发前半段,讲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部分不给登。 这种一边倒的盲目,让他陷入空前的孤独。 几乎同时,贺子珍1937年8月离开延安,辗转西安、迪化,最终决定去苏联。 毛泽东托人捎去一个小箱子,装着她常用的小东西,还多次请人说情,想挽留她。 他问:“难道我们就此分手?” 贺子珍答:“就此分手。” 他后来对人说过三次流泪,其中一次就是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负伤,都没能打动她。 个人情绪之外,战局也在逼着他写。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蒋介石情绪消沉,“亡国论”再次抬头;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抗战已打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充分暴露。 毛泽东判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单纯防御靠不住,正面战场的抗战也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中共曾向国民党提出全面战略部署方案,建议在敌深入进攻时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配合内线主力作战。 蒋介石从军事角度觉得有道理,但又顾虑中共趁机坐大,几经犹豫没有采纳。 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守的机会。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敌进我进,日军向南大举进攻时,我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主力退到西南山区,日军再没有力量继续进攻,沦陷区却陷入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相持局面形成。 三个阶段被他提前说中了。 所以《论持久战》一开始并不是为发表而写。 毛泽东写完并未考虑出版,他想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 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当时正围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讨论,他决定先在这里讲一讲——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近十天讲演。 结果一开讲就收不住,因为它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最迫切问题。 国内反应很快。 程思远回忆,周恩来把《论持久战》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又转述给蒋介石,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周恩来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海外也很快。 英文本发行后,据说丘吉尔、罗斯福案头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案头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文稿。 当时海外报纸评论说: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看法怎样,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因素,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在共产党内部,吴玉章回忆录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这种感情上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非说“持久战”对国民党没有影响,理由是蒋百里和蒋介石都说过持久战。 这其实把名词和战略思想当了一回事。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就写: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 怎样进行持久战? 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 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 蒋百里是民国公认的军事理论家,他1938年1月发表《速决与持久》,同年11月去世,可他的作品生前身后都没有在日本被介绍过。 《论持久战》的高度,还在于它把军事科学提升到哲学和文化层面。 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一辈子很少摸枪,但中国革命使他不得不研究战争。 从“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上升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升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从“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上升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运动中主动歼灭敌人”。 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他已经把战术中的走与打、分与合、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佯动与机动等辩证关系运用得炉火纯青。 在战略层面,他梳理小胜与大胜、时间与空间、防御与攻击的关系,指出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由此形成“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和“兵民是胜利之本”。 蒋经国私人秘书余致浚回忆,1940年初蒋经国主动谈起《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文章对抗日战争形势、战争发展阶段、战争形式运用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预见性和说服力,他已读过七八遍,有时间还要下功夫钻研。 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单行本,全书翻得很旧,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写满中文和俄文。 最核心的一条,其实很简单:把人民当作上帝,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按常理,交战时刻公开自己的军事谋略并不明智,但毛泽东清楚,中国取胜的秘密即使告诉日本,日本也学不了。 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永远学不了,因为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他建议蒋介石采用外线配合内线作战,蒋介石也没有采纳。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章中,毛泽东说得很直白: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不普遍,人民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 其次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普及于军队和人民。 怎样动员?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而且要联系战争发展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换句话说,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联系到了一起。 抗日问题其实就是人民的现代化问题: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中国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 很多年后,毛泽东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还多次表示应该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日本侵略者把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打醒了,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这固然可以看作毛泽东式的幽默,其实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历史辩证法。 更深一层看,中日较量不仅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武器的较量,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政治素质的较量。 日本有根深蒂固的武士阶层和武士道文化;中国自宋代以来儒学超级发达,统治阶级越来越文人化,这是中国的劣势。 日本的政治动员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基础上,比较快,但范围有限。 日本认定“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是建立在文化分析上——它认定中国的统治者不会抵抗,它认为自己比中国优秀,因为日本是“西方的好学生”。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西方列强面前不抵抗,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反而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更是把这种可耻的投降当作欺凌他人的资本。 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慢,但深度和广度比日本大得多。 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的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 毛泽东激情澎湃地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共党内思想仍不统一的时刻,毛泽东以旗手的姿态再一次站在了时代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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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邓小平对起草历史决议的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毛泽东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但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这句话背后,是当时最难解的一道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如何评价“运动”和毛泽东,成了一个敏感问题。 邓小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暂时不要碰。 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针对与会同志开始反思“运动”惨痛教训,邓小平在内部打招呼会上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 12月13日,他在闭幕会上正式表态:“运动”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作。 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党内外要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9年春,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3月30日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长篇讲话,第四项就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起草从一开始就撞上最大的难题: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份;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这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也让部分群众思想陷入混乱:有人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 种种情况表明,加快历史决议起草进程刻不容缓。 3月19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起草小组《决议提纲草稿》的意见,认为提纲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然后重点谈了3条基本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4月1日,邓小平回应“毛泽东的错误别人有没有份”这个敏感问题:“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起草小组修改提纲后抓紧写出决议草稿,邓小平看后仍觉得不行,要求推倒重来。 6月27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强调决议要正面说清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贡献,要把这些内容充分表达出来。 7月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加以批判。 这样一区分,为起草工作打开局面找到了一把钥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组重写决议稿,印出约6万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决议稿,印发了《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 与会人员讨论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好意见,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邓小平看了讨论意见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认为,对一些偏激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意见,必须予以澄清。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坚定地表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此外,根据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经邓小平拍板、胡乔木亲自执笔,决议补充了粉碎“四人帮”后4年的基本总结,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历史决议》草案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6月29日,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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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最稳的称呼,还是“老牌发展中国家”。 至于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你别管。 “强大”和“超级大国”这两个词之间,本来就隔着一层身份定位上的差别:实力是一回事,对外怎么称呼、怎么定位自己,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问题不在有没有人承认我们强,而在“超级大国”这个名号并不是单靠发展成绩就能自动套上的。 现阶段能被反复确认的身份,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了哪一步,则留给事实自己去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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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算不算超级大国? 有人的回答是:我们过去是、今天是、未来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一分不能少,谁想随便削减,我们就跟谁急。 这话听着像调侃,逻辑却很实在:孩子长得是快了点,但真的只有八岁。 个头窜得再高,也改不了年龄。 所以别整天幻想那些有的没的,老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张不能丢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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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网早就不按“发展中国家”这套叫我们了,有人直接喊出“中帝”这个词。 更尴尬的场面在外交场合:中方人员发言时自称发展中国家,台下当场哄堂大笑。 这套称呼和反应之间的错位,才是“超级大国”这个标签一直悬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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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这就是中国》长征一期,我才发现以前对长征的理解基本停留在课本上的四个字,配一张油印插图,红军穿着破棉袄走在雪山草地上。 知道不容易,但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不容易。 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四渡赤水,不是敌人有多强,而是这仗换一支队伍早就散了。 我们回头看,觉得毛主席用兵如神,像下棋一样左一下右一下,把四十多万敌军耍得团团转。 但他指挥的不是兵棋,是活人,是一支走了大半年、啃皮带、穿草鞋、靠树皮和野菜活命、疲惫到极点的部队。 红军从乌江往西渡赤水,假装西进四川,突然回头东渡,再假装南下,再西渡、再北渡,反复四次,让敌人完全摸不透方向。 蒋介石那边压上四十多万人围追堵截,三省兵力全压过来,结果被这一通声东击西、实则调头的操作打得晕头转向,被不少人视为世界级的指挥案例。 可你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 几万人今天往西、明天回东,刚翻完一座大山又翻回去,刚渡过一条大河又回来重渡一遍。 没有GPS,没有后勤保障,饭都吃不饱,全靠一双双脚在崇山峻岭里走,靠破草鞋、信念和对命运的直觉。 换成一支普通部队,可能早就散了。 干部都搞不清为什么要这么走:说好往四川,怎么又调头? 前两天说打土城,怎么突然不打了? 战士更不明白。 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质疑命令、动摇掉队,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能不能打胜仗,而是整支部队还能不能维持基本秩序。 所以这场仗的难,不只是打仗的难,更是带人的难。 带一个信任你的小团队不难,带几万人在生死线上兜圈子,还不崩溃、不散、不互相埋怨,这才是真正的难。 如果你是毛主席,你敢这么打吗? 你知道面前是四十万大军,知道自己这边饿得两眼发黑,知道每一个调头命令都可能让士兵崩溃、干部动摇、敌人包抄成功。 你明知道这些,还是要用一次次反常规操作去打破敌人的判断。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队伍必须信你。 红军真的就信了,信到可以跟着走四次赤水,走得头晕眼花,也不掉队、不散乱、不断线。 这才是另一种奇迹。 用兵如神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嘴说的,他懂兵法,更懂人,知道人怕死,也知道人在绝望时最容易散。 他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带头走、带头吃苦、带头去危险的地方,长征路上留下的照片里,常能看到他最瘦的样子。 四渡赤水那会,他睡觉都睁着一只眼,怕的不是敌人,是队伍乱。 他太清楚,仗打输了可以再来,队伍散了就真完了。 后人看这段多关注战术,觉得操作真牛,战术当然牛,但更关键的是,你得先有一支绝对信任你的队伍,才敢做出这样的战术安排。 就像你开车飙山路,技术再好,如果刹车失灵、方向盘虚位、油门踩不上,也白搭。 那时候的红军就是一辆破旧但极其听话的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司机是真的带他们逃过无数次绝境的那个人。 常说主席用兵如神,但神不是魔术,是一套套细致入微的判断,是对敌人的洞察、对队伍的了解、对大局的把控。 他做每一次调动决策之前,不是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而是把战场局势、敌人思路、自己部队状态、人心流动全都盘一遍,再下一个看起来玄乎的命令。 他最牛的地方不是敢,而是准;不是赌,而是算。 算敌人在哪,也算自己人能不能挺得住。 四渡赤水能成,就因为这两边他都算得准:敌人心里没数,自己人心里有光。 这一仗不光救了红军,更让他从一个被排挤的边缘人物,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 他证明自己不是靠说,而是靠带着大家活下来。 回到那个问题:四渡赤水是不是人类史上难度最高的战役? 从兵力对比和环境难度看,它也许不是最难的; 但从对指挥者和部队意志的双重考验来说,它一定是最极限的。 换谁上来,只要队伍信不住你,调动一次就能散一次,四渡个鬼。 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让一支饿得快倒下的队伍,依旧把相信两个字刻在心里,相信只要跟着他走,就一定能走出去。 那时候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走在最前头、用自己的人格撑起整支队伍的人了。 他用一场四渡赤水,不只是打赢了敌人,更是打赢了信任。 用兵如神这四个字背后,不只是战术,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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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大驱开到澳大利亚附近转了一圈,欧美那边几乎没吭声。 这事确实透着一股诡异。 搁以前,我们但凡有点动作,欧美要么阴阳怪气,要么直接胡说八道。 这回澳大利亚憋出来的话居然是——你们没提前通知我们。 就这。 事实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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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力量这几年让人越看越乐观,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其实不在装备参数上:做军火设计的工程师和前线操作军火的军官,高考基本都得600分往上,军官可能低一点,但一本线保底。 论干正事、尤其是技术活时的靠谱程度,学霸和学渣是什么差距,受过义务教育的心里都有数。 这套门槛要是搬到影视圈,所谓寒冬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刘慈欣是80年代工科大学生,读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起码相当于今天的中等211。 《哪吒》的饺子是川大985,《黑神话:悟空》的冯骥是华中科大,《流浪地球》的郭帆是99年考上海南大学的山东人。 《凡人修仙传》原著就是7分水平,评价最好的人界篇也文笔稀烂、用词匮乏,滴溜溜一转的宫装少妇就是典型,伏笔忘语大量角色还脸谱化。 结果动画做到9分水准,伏笔细节草蛇灰线,角色改编极其成功,玄骨、温少主、青易、火龙童子、落云宗全宗都值得一提,剧情深度至少9分,红尘劫那段编剧值得点赞。 一看总导演总编剧,剑桥大学数学和理论物理专业毕业。 《沉默的真相》9.2分,导演多伦多大学毕业,原著紫金陈浙大毕业。 也还有几个暂时没成就的:王安宇高考600多,张凌赫是南师大理工科,陈都灵也是。 这三位统一特点就是长得好看,以及没成就。 所以如果娱乐圈也设一个像军工一样的门槛,没到本一线不得入内,以中华文化的底蕴、和而不同的胸怀,加上中国现在庞大的市场和绵延不断的资金流,怕不是早就吊锤好莱坞了。 连学习的苦都吃不了的人,你指望他吃雕琢作品的苦。 连二元一次方程都看不懂的人,你指望他写明白几十万字剧本的逻辑。 连滕王阁序都背不利索的人,你指望他写出动人心的好台词。 连高中历史都不及格的人,你指望他懂基本的历史常识。 连奶茶店打工都没干过的人,你指望他给你讲职场规则。 连学校都没呆过几天、班上同学都认不全、毕业典礼都不知道全班多少人的人,你指望他写出车祸打胎之外的校园爱情。 要求是不是过于严苛了? 那还是从源头解决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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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场上把美军打得伤亡惨重、逼出人海战术的日军,在现实历史里很多是“乞丐师团”;而被日本捧为“精锐中的精锐”“钢军”“铁军”“天下第一精兵”的那几支甲种师团,基本都折损在中国抗日战场。 日军四大顶级精锐师团,几乎被中国军队消耗殆尽。 被称为“精锐中的精锐”的第3师团,折损于淞沪会战。 被称为“钢军”的第5师团,折损于昆仑关大捷。 被称为“铁军”的第10师团,折损于血战台儿庄。 被称为“天下第一精兵”的第18师团,被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打得全军覆没。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面对的,大多是日军乙种和丙种师团。 那些把美军打得走上人海战术不归路的甲种师团,其实是在中国战场被打残重编、沦为填线宝宝的花架子甲种师团。 所以问题不是日军为什么用添油战术而不集中力量,而是农业国对抗工业国,以少打多才是农业国军队的常态。 其中无比壮烈的以少打多战例,至少有三个。 常德会战,八千中国军队死战四万日军,日军火炮洗地加毒气战,中国军队打光子弹后仅剩几百士兵,死守巷道,肉搏至全军覆没。 衡阳保卫战,1.7万中国军队死战十万日军,孤军无援、弹尽粮绝,死守衡阳48天。 松江阻击战,1.5万中国军队为掩护主力撤退,成功阻击12万日军三日,直到全军覆没;死守三日的67军依靠老旧汉阳造,人均不足20发子弹,血战拥有绝对制空权、重炮和坦克的日军三大甲种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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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说和 AI 合作证明了黎曼猜想,证明稿超过 25 万页——但这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证没证出来”,而是就算证出来了,意义可能也没那么大。 人类提出猜想、再去解决猜想,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发明数学工具。 黎曼猜想之所以伟大,恰恰因为至少有 1400 种数学工具,是在人类企图解决它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数字是 5000。 相比之下,哥猜就差点意思,大约只催生了 300 种。 如果只是要暴力验证,那么在人类能够接触到的数字范围内,不管是哥猜还是黎曼猜想,其实都成立。 人类能够接触到的最大数字不过是 1 Google,这已经超过宇宙的原子总数了。 所以,除非用 AI 去证否黎曼猜想,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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