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真好!澤連斯基總統值得所有的讚美之詞!他在為世界的和平擔起即使英雄也難以承受的重擔。願所有的神護佑他!護佑烏克蘭人民!
当他被那些曾经称为朋友的人拒绝和背叛时。当盟友变得疲惫,政客们谈判,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与刽子手握手时。当他的生命和他祖国的生命每天都成为火箭、无人机、炸弹和谎言的目标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而且还在继续忍受。
他看起来不像电影里的英雄。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多年来未曾合眼的男人。他已被抛弃。他的眼中燃烧着对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和敖德萨家园的渴望。他的眼中看到了整个乌克兰。他不求怜悯。他勇敢地要求武器。他不逃跑。他坚守阵地,挺起胸膛。当被提供撤离时,他说:“我需要弹药,不是出租车。”这不仅仅是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这是多年来证明的选择。每天。每个夜晚。就在此刻。
他已被背叛,而且仍在被背叛。他被低估,而且仍在被低估。他被侮辱,而且仍在被侮辱。他经受考验,而且仍在经受考验。而他屹立不倒。在被毁城市的阴影中。与疲惫的士兵们一起。在一个同样疲惫的世界阴影中——一个想要忘记乌克兰这场战争,转而想些不带来痛苦或压力的、愉快的事情的世界。然而他提醒着每个人。他像握着人们的手一样与他们交谈。其中有某种东西让人喉头哽咽。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像钦佩他这样钦佩过任何一位公众人物。而且我想,或许,我再也不会了。因为这样的钦佩与政治无关。它关乎一个男人,当一切分崩离析时,他不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像骑士一样——做必须做的事。我确信他会坚守阵地,即使这会让他付出生命。即使他所有的朋友都离开。即使全世界都背弃他。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原则。
全世界都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坚强的,因为他举起了最高价值的旗帜:人的尊严、自由和民主。整个乌克兰与他站在一起——疲惫而受伤,却不屈不挠。也许在未来,你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其他人。那是你的权利。但今天,让我们尊重他。我们有一位值得尊重的总统,我们不必为他感到羞愧。愿他拥有力量和耐心。
沃洛迪米尔·奥列克桑德罗维奇今天值得善意的话语和一切形式的支援。所以让我们给他吧——这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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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有一个调查,结果是穆斯林越少的国家,穆斯林恐惧症越强烈。为啥会是这样?
穆斯林较多的欧洲国家,人们天天看着穆斯林。也许并不太喜欢他们,但也可以相处,不会妖魔化他们。
而没有穆斯林的国家,他们认识的穆斯林全部都是新闻中的恐怖分子。于是乎听到穆斯林都让他们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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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灯塔,美国回来了
——从2026年中期选举看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与未来
2026年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在这场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蓝潮”。
但是,这场选举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民主党战胜了共和党,而是美国民主制度在经历激烈的政治冲突之后,再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
美国民主制度可以受到冲击,可以经历曲折,但它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宪政传统,并不是轻易能够撼动的。
一、民主党的胜利,更是选民对执政政策的一次检验
这次中期选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选举前,民主党本身并不受到普遍欢迎。NBC News在10月底的民调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持正面评价。
一个好感度如此之低的政党,为什么能够在选举中形成席卷全国的“蓝潮”?
答案可能并不主要在于民主党突然获得了广泛认同,而在于大量选民对川普政府的执政表现产生了不满。
川普在2024年重新当选总统时,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改善经济、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经过近两年的执政,美国民众仍然面临食品、住房、能源等生活成本压力。关税政策、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其他经济因素,都加重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
选后调查显示,经济和生活成本是影响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许多认为自身经济状况恶化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
在民主政治中,执政者必须对其政策及治理结果接受选民检验。选民不一定因为喜欢民主党而投票给民主党,却可能因为不满意共和党政府的施政而选择民主党。这恰恰说明,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纠错功能。人民可以把权力交给一个政党,也可以在发现问题之后,通过选票重新分配权力。
二、年轻一代,展现了美国民主的未来力量
如果说经济问题是这次中期选举的重要推动因素,那么年轻选民的表现,则为美国民主的未来提供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根据塔夫茨大学CIRCLE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在18至29岁的选民中,66%把众议院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只有31%投给共和党。美联社的全国选民调查也得出了相近结果:约七成30岁以下选民支持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这一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川普曾经获得相当一部分年轻选民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男性群体中取得突破。但两年之后,年轻选民的政治选择出现了明显变化。年轻男性、年轻白人和年轻拉丁裔选民,都出现了向民主党候选人转移的趋势。
这说明,年轻一代并非必然忠于某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经济处境和对国家未来的判断,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初步估计,2026年18至29岁人口的投票率约为27%,达到过去30年中期选举的第二高水平。年轻人面对的是自己的未来。
住房负担、就业机会、教育成本、社会公平,以及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都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通过选票表达意见,民主制度就拥有了持续更新的社会力量。
当然,支持民主党并不等于天然支持民主,支持共和党也不意味着反对民主。民主的真正希望,在于年轻人能够独立思考,尊重不同意见,接受合法选举结果,并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美国民主的未来,不取决于年轻人永远支持哪一个政党,而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维护自由选举、法治与公民权利。
三、最高法院的裁决,说明司法制衡仍在发挥作用
就在中期选举前夕,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引人关注的裁定。川普政府要求暂停计算加利福尼亚州约两万名受到选民资格质疑者的选票,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紧急申请,没有大法官公开表示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本人曾经任命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目前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然而,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并没有按照行政部门的要求作出裁定。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已经最终确认所有争议选票的合法性,而是说明,在选举前夕改变计票安排,必须经受严格的法律审查。
美国的司法制度并不完美,最高法院的某些裁决也长期存在争议。但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法官的职责不是服从任命自己的总统,而是依法独立裁判。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总统拥有行政权力,但总统并不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司法制衡正是防止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重要保障。
四、民主的根基,存在于整个美国社会
美国民主制度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华盛顿的政治机构。它还存在于各州政府、地方选举机构、独立司法体系、新闻媒体、公民社会,以及千千万万普通选民之中。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选举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州依法行使。总统不能仅凭个人意志改变选举结果,也不能随意取消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仍然保有广泛的政治参与传统。
人们可以公开批评总统,可以组织政治活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挑战政府决定,也可以通过选举改变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这套制度当然存在缺陷,政治极化、社会分裂、金钱政治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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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并不是保证政府永远不会犯错,而是让人民始终保有纠正错误的权利。
五、民主的灯塔,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长期以来,美国被称为世界民主的灯塔。
但是,这座灯塔并不属于民主党,也不属于共和党,更不属于任何一位总统。
它属于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属于公民的自由权利,属于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也属于每一位依法行使投票权的普通人。
2024年,美国选民通过合法选举,川普重新成为总统。
2026年,美国选民又通过合法选举,改变了国会的权力格局。
这两次选举结果虽然不同,却体现了同一个民主原则:
政治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人民有权重新作出选择。
一次选举不能解决美国所有的问题,也不能证明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完全摆脱危机。
但这场中期选举至少表明,选民仍然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影响国家方向,法院仍然能够依法制约行政权力,年轻一代仍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这些正是民主制度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
美国回来了,民主的希望仍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所展现的,不只是一次政党之间的胜负。它更是一场关于政治责任、人民选择和制度韧性的现实检验。
一个好感度并不高的反对党,能够因为执政者失去部分民众信任而赢得选举;一位掌握强大行政权力的总统,仍然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和国会制衡;一代年轻人,仍然愿意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
这些现象共同说明,美国民主制度仍然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
他们可能不满意现有的政治人物,也可能不信任传统政党,但只要他们继续参与公共生活,坚持独立思考,珍惜自由选举和公民权利,美国民主就仍然拥有不断更新的希望。
民主的灯塔,并不是因为永远没有风暴才能照亮远方。
恰恰相反,它的价值在于,即使经历风暴,社会仍然拥有维护自由、约束权力和纠正错误的制度与力量。
美国回来了。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党赢得了选举,而是因为人民仍然能够通过选票决定政治权力的归属。
民主的灯塔依然闪亮,而年轻一代的参与,让这束光有了继续照向未来的希望。
2026年11月8日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不该活着回国的人
在返回中国大陆的七千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最后共有6064人,被集中到沈阳以北一百公里的昌图县金家镇“归国者管理处”。接受政治审查前,放映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赵一曼》、《八女投江》、《勇敢的人》,给志愿军战俘以精神压力。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有没有投敌行为。同时搞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示范让人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承认自己“贪生怕死,被俘投降”。到后来,没有负伤而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被俘时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这种做法越演越烈: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大会、小会“帮助”;甚至互相揭发,谁丑化自己、给自己上纲,谁就受表扬。尽管这样,54年2月底做政治结论的时候,约80% 的人被恢复党籍、团籍、军籍。
但到了3月份,中共党内开展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波及到了战俘归管处,使得政审从严。一夜之间,情况发生巨变。原来的鉴定不算数了,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原来“恢复军籍”的,大部分改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受党内处分的,大部分改为“开除党籍”;连职以下人员一律复员。原来80%被保留党、团、军籍的处理结果,变成了92%的人被开除党、团、军籍(其中约4600余人只被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只有30多名连以上干部、少数伤残人员得到转业安排;其他人则一律复员,被遣返回原居住地,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个别人 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
吴成德是志愿军第180师原政治部主任,是战俘中官阶最高的,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安排去了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按营级干部待遇。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孙振冠被安排到吉林省临江县七道沟铁矿劳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在美军俘虏营里都没有掉泪的汉子,这时纷纷掉泪了:难道我们爱祖国、爱组织、爱人民,坚决不去台湾、选择回国,就是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我们的心,开始麻木……”
志愿军战俘的总翻译张泽石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电影《英雄儿女》中对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蒋庆泉的事蹟为原型,但因为他受伤被俘,回国后受到迫害。有一位回国的战俘考入四川大学,但在半年后被除名。
直到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仍然有悲剧发生:两位干部请在四川省的战俘李正文写份自传,李正文误以为是另一轮迫害的开始而自杀。迟来的政治平反并没有改善归国战俘的经济生活,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不少人过早离世。
图:1950年12月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古土里以南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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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5岁少年因反对港府推动亲中共洗脑教育而走上街头抗议。17岁时参与雨伞运动,为争取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选。22岁时参与反送中运动,前往海外寻求国际支持。24岁时首次参与香港唯一的一次香港民主派普选,被港共法院以所谓的“窜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监禁4年8个月。他30岁原本隔年就能出狱,港共政权又以“勾结外国势力为由”再次将他起诉,判他10年监禁,等他出狱时已经40岁,他的名字叫做 黄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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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看美国社会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
——民主的进步,不仅是权力的更替,更是公民平等权利的不断扩大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不同族裔、宗教信仰、性别及性取向背景的候选人,在重要公职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这些突破的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一次普通的选举胜负。它让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由不同族裔和移民群体共同构成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持续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一、从移民社会走向政治权利的平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多元族裔的存在,并不天然意味着社会平等。
从奴隶制的废除,到妇女获得选举权,再到民权运动推动种族平等,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不同社会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进程。
今天,当不同族裔、宗教和性取向背景的人能够通过选举进入重要政治职位时,其意义不仅在于少数群体获得了政治代表性,更在于越来越多的选民有机会跨越身份界限,将公共权力交给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
这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正在从人口结构上的多元,进一步向政治参与和公共权力代表性的多元发展。
二、两个不同政党创造的历史性突破
这次选举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典型案例,分别发生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在佐治亚州,民主党候选人基莎·兰斯·博顿斯(Keisha Lance Bottoms)当选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当选州长的非裔女性,同时也是佐治亚州历史上首位女性州长。
而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候选人拜伦·唐纳兹(Byron Donalds)成功当选州长,成为佛罗里达州历史上首位非裔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当选州长的非裔共和党人。
这两个案例尤其具有象征意义。
一位属于民主党,一位属于共和党;一位是女性,一位是男性。他们在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党派立场上存在明显差异,却都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重要政治职位。
这说明,美国政治代表性的扩大,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专属成就,也不意味着少数族裔只能认同某一种政治理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纳兹还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所有MAGA支持者等同于反对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人。
这两个案例共同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民主原则: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无论属于哪个族裔,只要符合法律规定,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平等竞争公共权力的机会。
三、年轻一代与美国社会观念的变化
随着移民人口及其后代不断融入美国社会,不同族裔之间的交往日益普遍。
年轻一代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对于种族、宗教、性别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往往拥有更多直接接触和相互理解的机会。
当然,年轻人并非天然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能简单地将年龄与开放包容画等号。
但从美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观察,代际更替、多元文化交流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确实可能不断改变社会对于身份差异的认识。
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让这些差异不再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障碍。
四、这次选举是否也是对排他性政治的一种反弹?
特朗普及MAGA运动所强调的“美国优先”,在贸易、移民、国家安全等领域具有明确的政策诉求。
维护国家利益与实行种族歧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将所有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简单归为种族主义者。
但是,当某些政治言论将族裔、宗教或移民身份与国家忠诚、社会威胁联系起来时,也容易激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
2026年中期选举中,部分具有少数群体身份的候选人取得历史性胜利,可能包含着一些选民对身份排斥和政治极化的不满。
当然,经济压力、生活成本、医疗、移民政策和政府施政表现,同样影响了选民的选择。
因此,这次选举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对MAGA的全面否定,但它确实为观察美国社会如何回应身份政治和社会分裂,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五、民主的成熟,在于不同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政治权力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
一个穆斯林、基督徒、同性恋者、原住民或者其他族裔的公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应当拥有平等的参选机会。
选民可以反对某个人的政治观点,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主张,也可以通过选票让他失去权力,但不应仅仅因为他的宗教、族裔或个人身份而否定其政治权利。
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候选人能够获得跨族群的支持,意味着公民之间可能逐步建立起超越血缘、种族和宗教的政治认同。
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所有人必须相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遵守宪法、法律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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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身陷囹圄近六年,中共與香港傀儡政府竟再以《國安法》重判其10年!
這不是正義的審判,而是極權對香港自由意志最無恥的政治報復!
暴政企圖用高牆扼殺異見,但打不碎香港世代相傳的自由基因。
罪在暴政,不在青年;抗爭有理,自由無價!
嚴厲譴責中共及香港傀儡政府對黃之鋒的政治迫害;
呼籲國際社會對參與迫害的中港官員施加實質制裁;
呼籲全球民主陣營持續關注香港人權危機。
高牆關不住自由的光芒,向所有堅守黑暗中的抗爭者致敬,民主曙光終將照亮東方之珠!
向黃之鋒及所有身陷囹圄的香港政治犯、良心犯們致敬!
黑暗終將過去,光復必有時!
#FreeJoshuaWong #StandWithHongKong #SaveHongKong
#聲援黃之鋒 #香港獨立
一所大学,真能把一个纯洁青年培养成暴力分子吗?
——从密歇根大学校园袭击事件谈教育与政治偏见
近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发生一起校园暴力事件。该校学生Temulun Togochog因涉嫌袭击犹太裔保守派活动人士Liz Benichou而被警方拘捕,随后检察官批准了三项刑事指控。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对比照片,将当事人过去参与人权活动的形象与如今的形象并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大学把一名纯洁青年训练成了一个危险、充满暴力的人。
这句话看似义正词严,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
第一,个人犯罪行为,不能直接归咎于大学教育。
首先必须明确,任何人都无权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袭击他人。无论支持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无论属于左派还是右派,暴力都不应成为政治表达的手段。
如果当事人的犯罪行为最终得到法院认定,她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一个学生发生暴力行为,就能证明是大学把她培养成了暴力分子吗?
这需要证据,而不是想象。
要证明这种因果关系,至少需要了解她入学前后的思想变化、接受过什么具体教育、哪些课程或教师鼓励了暴力,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直接导致她的行为。
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证据。
仅仅因为一个人进入大学后发生了暴力事件,就认定大学教育制造了暴力分子,是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偷换成了因果关系。
第二,密歇根大学确实偏左,但偏左不等于培养暴力。
根据美国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发布的2026年大学言论自由调查,密歇根大学自由派与保守派学生的比例约为4.88比1。
这说明该校学生整体政治倾向明显偏左。
我们可以批评大学的意识形态失衡,可以要求学校保护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权利,但不能把政治立场与暴力行为简单画上等号。
第三,评价一所大学,不能只看一个学生,更应该看它长期培养了什么样的人。
密歇根大学创办于1817年,拥有超过200年的历史,在世校友超过66万人。
它培养过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以及七次获得超级碗冠军的汤姆·布雷迪。
当然,这所大学的校友中也出现过严重犯罪者。例如,制造邮件炸弹、造成多人死亡的西奥多·卡钦斯基,就是密歇根大学数学博士。
那么,我们能不能因此宣布,密歇根大学专门培养恐怖分子?
显然不能。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它培养了总统、科学家和企业家,就断言这所大学的教育不存在任何问题。
杰出人物与犯罪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任何个案都不足以代表一所大学的整体教育成果。
目前也没有完整可靠的统计,可以计算该校杰出人才与犯罪校友的真实比例。因此,用几个极端案例给整所大学定性,本身就不符合严肃的事实分析方法。
第四,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有人习惯用政治标签代替事实判断?
那张照片试图告诉人们:一个曾经反对共产主义、追求自由的青年,进入美国大学之后,因为接受左派思想,最终变成了暴力分子。
然而,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接受自由派思想,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必然走向暴力。
一个人可以改变政治观点,可以批评美国政府,可以反对资本主义,也可以支持社会主义。只要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自由社会允许的思想选择。
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一个人改变了政治观点,而是她是否以暴力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反对专制制度用意识形态判断人的善恶,就不应该在民主社会继续使用同样的思维方式。
第五,民主教育的核心,不是培养左派或右派,而是培养尊重自由的人。
一所大学当然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校园里存在的政治偏见、言论压制和暴力倾向,公众完全有权提出批评。
但是,批评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
如果一名左派学生实施暴力,我们就宣布左派教育制造了暴力分子;那么一名右派学生实施暴力,是否也意味着右派教育制造了暴力分子?
如果不能接受后一种推论,就没有理由接受前一种推论。
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采用一致的标准评价所有人。
我们可以坚决反对暴力,也可以严肃批评大学教育中的思想偏见,但不能为了批评某种政治思想,就放弃最基本的逻辑和证据标准。
一所大学不应该因为培养出一名罪犯而被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因为培养出一位总统而免于批评。
评价教育的真正标准,不是它培养了多少左派或右派,而是它能否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尊重事实、容忍异见、遵守法治。
那张图片最后一句话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没有证明大学如何制造了暴力,却已经替大学宣判了罪名。
以一个人的行为给几十万人的教育经历下结论,不是理性批评,而是以偏概全。
如果我们希望民主社会摆脱意识形态的极端对立,就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尊重事实,尊重逻辑,拒绝暴力,也拒绝用政治偏见代替独立判断。
民主的真正考验:你能否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
看到X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真的要有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了吗?
这让我想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能否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不同的人,通过合法选举取得政治权力?
一个人可以反对穆斯林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也可以呼吁选民不要支持他。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信奉伊斯兰教,就认为他不应该成为参议员,那就涉及宗教平等与民主原则的问题。
美国宪法第六条明确禁止以宗教测试作为担任联邦公职的资格条件。选举保障的是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不是特定候选人的胜利。
同样,你可以支持或反对特朗普,可以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但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反对的人获胜,就否定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选举结果。当然,依法质疑选举违法行为、批评和监督当选者,同样是民主权利。
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思考。
我们长期反对专制制度剥夺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反对因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不同而受到歧视。那么,当我们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时,是否也愿意维护他依法参选的权利?
如果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自由,却不愿尊重别人的自由;如果我们反对专制者排斥异己,却又不能容忍政治对手依法取得权力,那么,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自己所追求的民主?
民主不是要求所有人拥有相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而是让不同政治力量在共同规则下和平竞争。选举决定权力的合法归属,宪法和法律则约束权力的行使,保障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衡量一个人对民主原则的理解,不仅要看他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要看他如何对待政治对手的权利。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人通过合法选举取得政治权力,那么,我们追求的究竟是民主制度,还是自己所偏爱的政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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